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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蒋介石(2)

 

历史最珍视的,自然还是历史自身。即使有时不可思议但又不容置否。1926年2月1日,周恩来宣誓就任东征各署行政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管辖惠州、潮州及海陆丰下属二十五个县的行政工作。形成了历史上首次由中国共産党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权机构。更确切地说,周恩来是共産党第一位正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最高职位的人。周恩来在这里实施任免方案,制定建设计划,统一财政管理,发展文教事业,惩办贪官污吏,实行民主政治。任职一方,造福一方。最初就在这里显露出了建国以后他那种超群拔萃的治国理国的政治才能,并获蒋介石钦赞。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设想:假如他们如今依然健在,共同于大陆台湾统一的气氛下剪灯话旧,从惠州血战东征凯旋,到黄埔春秋主政东江,彼此双方也许都对他们之间这一段既密切又微妙的英雄往事,朝花夕拾,旧事重提。

一张黑白旧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已有些模糊不清。一艘巨大的军舰上排列着整齐的士兵。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

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的蒋介石恰恰通过这艘“中山舰”玩弄了一个阴谋,把枪口开始转向共産党人。首当其冲受到陷害的便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

广州造币厂:院中石亭古树,幽静典雅……这里也有一段周恩来遭到蒋氏软禁的轶事。

一张张“清党原则”、“条例”、“公函”成了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证据。

广州大佛寺:黄琉璃瓦的大坡顶,宽大的房檐下是一组组豆绿色的勾心斗角的木结构,红色的描花殿门,慈眉善目的如来佛祖像,香烟缭绕,木鱼声声……佛祖如果有灵,当会记得当年被蒋介石驱逐的中共党员曾以周恩来为首聚会这里受训,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考验。

木门灰瓦,黑匾金字,典型的清末南方民居式的建筑。这就是“同文学堂”,现在的北伐纪念馆。一段颇具悲壮色彩的历史在这里凝聚,引得后来人唏嘘感叹不已。

黎显衡:

东征完了以后,大权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又想办法,怎么夺权。中山舰是他夺权的一个信号,是一个预谋。3月28日那个晚上,蒋介石就以黄埔军校的名义,发了一个公函给当时海军的代理局长李之龙,要求调中山舰到黄埔等候使用,等到了那边,黄埔军校说没有接到这个指示。结果中山舰又开回来了。蒋介石躲在广东造币厂,就是现在黄华路那个地方指挥。那边有一个团,他马上派人到文德楼5号2楼半夜把李之龙捆起来押到司令部,连夜审讯,还派人把省港罢工旧址,把鲍罗廷顾问公馆也包围起来,街上进行戒严,形势很紧张。周恩来因当时在广州,他知这个情况以后,第二天马上去造币厂见蒋介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蒋介石说李之龙有异动,要准备暴动,我要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要求他把共産党人释放。当时他没有释放,而且用软禁的手段,不让周恩来离开造币厂,这种情况引起工农群众很不满。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夺权也很不满。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把被抓的共産党人释放。释放了以后,周恩来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他们不可能再回到第一军去,也不可能回到黄埔学校去了。周恩来在大佛寺里组织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为后来的北伐培训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1939年,周恩来和爱国将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曾家岩
1939年,周恩来和爱国将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曾家岩

江水涛涛,不时地涌上堤岸。

夜上海,流光溢彩的马路,霓虹灯闪烁的高楼大厦……

气势宏伟的浦东大桥。

典雅华贵的锦江饭店。

客厅里挂着一幅工笔重彩的《美猴图》,画下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中国动画片创始人之一万籁鸣先生。老人亦是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参加者。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老人似乎仍历历在目。

万籁鸣:

我是以爱国的身份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周恩来,因为我是一个普通工人,那个时候才二十一二岁。三次武装起义,头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成功了。因为那一段是在我们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这个范围里,正好火车送敌人援兵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早把铁道拆掉了。这样我们第三次武装起义才成功。以聂荣臻、叶挺、周恩来为首,其他的都是卫兵。

风云突变,祸起萧墙。蒋介石反目为仇。无论是对于人世间的政治斗争还是感情变故,似乎反常亦正常。孙中山革命的旗帜使周恩来与蒋介石聚首联袂,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战舰发生的事变,又使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此分道扬镳。辞去了第一军职务的周恩来秘密地来到了上海。今日上海的灯火辉煌与波光璀璨洋溢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时代潮汛。来到这里或投资或炒股或探亲访友的,也不乏来自台湾的同胞。但历史让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是,从当年周恩来在广州与蒋介石破裂后来到这里举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形成了当时中国巴黎公社的红色氛围。事过多年,历史的方程式又使蒋介石败走台湾,写下了《苏俄在中国》这本反思著作,随后又流传到了与他人生命运相悖的周恩来手中,上海的历史感叹可算意味深长了。

一队队扛枪的起义工人……

“死为鬼雄”的白底黑字的条幅……

上海东方图书馆。红墙白柱,中西合璧式的楼房。当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便设在这里。

所有这一切遗迹都在实现中国现代史中最光辉的一页。

历史留下的声音将在一代代人的心中回荡。

恐怕只有蒋介石自己才真正能够说得清当年他听到周恩来在上海发出武装起义的枪声的心情。这曾是他任军校校长时手下的政治部主任打响的枪声,这也是他作为北伐军总司令攻克武汉后,准备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战地财务委员会主任要职任命,而被拒绝上任的周恩来打响的枪声。蒋有蒋的心机,周有周的考虑。从中山舰到上海滩,蒋介石叛变革命,举起屠刀;周恩来奋起讨伐,挽救革命。从此,两个人生死不容,兵戎相见,交战十年。

周恩来鸣枪上海,以巴黎公社式的成功,领导工人阶级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而蒋介石却举刀上海,对临时政府予以取缔,留下了千古血案。“四 一二”的血,不管是对于周恩来,还是对于蒋介石,都成了他们人生记忆中最深刻的第一笔。也就是从4月12日这一天起,周恩来的人头在蒋介石的刀下骤然升值,悬赏标价为二万五千块银元。而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既使这样的高价,竟然连他的亲戚宋子文都没能买通,反而在宋子文的密告下,周恩来从蒋介石的刀下于水路脱险而去。

鸣枪上海,周恩来机警脱险来到武汉,随后又是鸣枪南昌。这期间,蒋介石悬刀下的周恩来人头赏格一直没变。而周恩来对于蒋校长给以他这种高额的人头标价,也一直泰然处之。周恩来带着少数人撤退到了汕头,高烧生病,于是不得不在陆丰海边的小渔村休息治疗。虽然是走麦城,但依然矢志不渝。周与蒋的关系从合到分,至此地步,似乎戏剧性地突变到了且听下回分解而又不知如何分解的紧张关头。

一幢灰色尖顶大阳台的旧式楼房。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分人马南下汕头时,曾将指挥部设在这里。

人生的浪峰波谷,对于个人来说是难以预见的。南昌起义辉煌时,周恩来是在幕后。而部队败走汕头时,周恩来却一马当先地迎接厄运的挑战。当代人很难想象周恩来曾流落到这样荒凉的小渔村,而且受着病魔的煎熬。破旧不堪的房子,倒塌的院墙。潮湿黑暗的屋内,摆着一付破旧的木床板,上面铺着一张残破不全的凉席……

墙壁上挂着一张周恩来身穿北伐军军装的黑白照片,房门框上旁镶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的方形牌子,上写:周恩来养病处。

这便是陆丰黄厝寮村。

波涛滚滚,海天一色。陆丰洲渚的海岸边有一座八角形的汉白玉围栏的高台,台上屹立着一尊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有王首道同志题写的金字:周恩来渡海处。

朝霞倒映在桅杆林立、波光闪闪的水面上,仿佛一个童话的世界:宁静、安样、美丽……这是香港深水埗码头。当年,周恩来就是从这个码头登上香港的。

一群众:

周总理当时就睡在这个小床,其他的呢,就用这个草铺在地上睡,当时他正发高烧,要过到山那边去医病。

当年,这场高烧对周恩来是外感风寒还是内火攻心,似乎并没有引起后来史学家们多大的关注。政治气候的风寒自然咄咄逼人,落难交困的烈火尤为灼灼撩人。周恩来卧床养病卧薪尝胆,但他卧的似乎是薪火燎原之薪,尝的是肝胆相照之胆。从鸣枪上海到鸣枪南昌,从撤退汕头到撤退香港,周恩来的人生大落差在这一时期,一直处在这种巅沛流离或者说是漂泊流亡的卧薪尝胆之中。誓不两立,不共戴天,已形成了周恩来与蒋介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岐路人在当时的一种政治定势。我刀尖下置于你死地,你刀尖下我死里逃生,脱险来到香港的周恩来,使他的老校长给他定的二万五千块银元的人头赏格,一时成了空头彩票。

幽默一点说,蒋介石这时忙于剿共,而周恩来这时恰恰生病。在香港,周恩来仍然高烧不退。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金融世界里,似乎很难找到当时周恩来在这里就医养病的医疗档案,以及在他身体高烧时的温度记载,同时也没有找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或是读书,或是通信,或是交谈所留下来的思想片断和感情片断的痕迹。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这期间周恩来的思绪,绝不会离开讨伐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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