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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 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 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 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 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 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 。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 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 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 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 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 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 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 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 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 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 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 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 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 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 ,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 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蹯,当时我 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 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 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 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 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
陈伯达
陈伯达在北师大鼓动学生造中央工作组的反,江青则在北大做同样的事情。
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 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 ,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 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 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 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 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 ,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 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 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 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 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 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 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 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 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 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 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 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 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 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 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 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 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 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 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 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 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 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 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 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 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 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 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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