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美国总统特使辱蒋风波

汪幸福

1948年底,蒋介石政府被人民解放军发动的一系列攻势打得焦头烂额。为尽快获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蒋介石派宋美龄到美国开展公关活动,并亲自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方除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外,还要求杜鲁门派高级将领来华帮助指挥作战。

杜鲁门为应付来自国会的压力,决定派其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走一趟,实地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然后再作决定。

霍夫曼对蒋介石政府毫无好感

1948年12月11日晚,霍夫曼一行到达上海。
1948年美国当局最有分量的几个人:总统杜鲁门(左一)、国务卿马歇尔(左二)以及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右二)等。

蒋介石喜出望外,之前特在其官邸召集幕僚讨论、研究如何接待好霍夫曼。蒋介石心腹王世杰在会上提醒蒋介石说,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传来的信息,霍夫曼是个不喜欢热闹也不大讲排场的人,如果搞得太隆重,恐会引起他的反感。蒋介石仔细一想,觉得王世杰讲得有道理,决定将接待规模缩小一些,只派外交部长王世杰到上海机场迎接,中午由行政院长孙科和王世杰在上海招待一餐,他再相机在南京官邸作一次宴请。 霍夫曼一下飞机,中外记者一拥而上,向他提出各种问题。由于记者太多,提的问题太杂,他不知回答哪个好,便对记者们说,他无法一一回答各位提的问题,只能发表一个简单的谈话。记者们虽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霍夫曼做官多年,其个性是心直口快,有话藏不住。他对记者们说:他此次是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派来中国的,其任务是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美援实施情形,没有其他目的,不会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想会见中国政府的任何高官。

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美援委员会”的高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国民党高官们认为此次机会难得,应抓住时机要求美方提供紧急援助。于是,他们将过去的美援运用情况放在一边,提出先谈援华问题。

王、叶都说,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军事状况很糟糕,也可以说到了崩溃的边缘,请求美国政府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紧急对华援助,帮助中国政府渡过目前的难关。

叶公超还反复向霍夫曼强调,蒋介石对他这次来华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霍夫曼在援华问题上扛扛重担,紧急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些援助,不要使蒋介石失望。

霍夫曼见国民党高官一见面就开口要钱要物,心里颇不悦。他直截了当地对王世杰、叶公超说:“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一年向国会申报一次,现在提紧急援助不大可能。”

王世杰等高官们又说,中国政府实在是太困难了,现在无法提年度对华援助,可否向国会另提临时性援助方案,以使援华工作不至中断。

国民党高官们如此急切地要钱,使霍夫曼非常反感。他忍不住批评说:“既然你们对美援追得这样紧,那我就直言相告,我们过去对华援助并不少,既有钱,又有物,还有武器,但你们蒋委员长及其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们太无能,没有用好我们的援助,使我们至今看不到什么成效,令我国政府非常失望。最令我们伤心的是,我们援助你们的许多武器、物资已落入共産党及其军队之手,共産党再用这些武器打你们的军队,并加速了你们的危机。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援助你们,你们政府岂不垮得更快?共産党军队得到的武器岂不更多?我想,如果美国政府再要援华的话,不能再援助蒋委员长领导的政府,只能帮助愿意保持自己自由的人民。”

霍夫曼的一席话,刺得在场的国民党高官们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据参加会谈的一国民党官员后来说,霍夫曼的话讲完了十几分钟,场上仍无一人讲话,可见会场的气氛之冷。

孙科受刺激,向蒋介石辞职

这天中午,由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设宴招待霍夫曼。霍夫曼原本不愿参加这次宴请,说他已对外讲了不与国民党高官们接触,因孙科一定要请,霍夫曼推托不掉,只好勉强答应出席宴请。

孙科在席上告诉霍夫曼,他从翁文灏手中接任行政院长还不到一个月,知道国家已陷入困境。他这个院长不好做,也做不了多久,因蒋介石非要他干,他推辞不掉,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做。现在,对他困扰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每天从早到晚,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向他要钱,他又拿不出来,故头痛不已。

孙科一说完,霍夫曼直言不讳地说:“蒋委员长任命这个当院长,任命那个当院长,为何不任胡适先生做院长?胡适为中国的一大伟人,他学识渊博,责任心强,两袖清风,一心奉公。他当年在美国任大使时,既为中国争取了美援,又在美国介绍了你们国内的抗战情况,还传播了中国文化,在美国各界获得极高的评价。胡适先生在美国颇有声望,如果由他当中国的行政领导人,美国的援助就会源源而来。蒋委员长在美国政界的名声不怎么好,你们现在向美国要援助,就很困难。”

霍夫曼的这番言论,使孙科相当难堪。

由于话不投机,孙科在席上食中无味,谈之无趣,宴会很快就结束了。

当天下午,孙科向蒋介石简要汇报了他与霍夫曼见面的情况,并提出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问他为何而辞,孙科如实向蒋说明了原因。他还告诉蒋介石,国内经济已临近崩溃,无法可想,求外援美国政府又不信任他,难以争取到美援,他在这个位子上就无法往下干了。他把院长职务让出来由美方信任的人干,可争取到美国的援助。

蒋介石听了,没有同意,并劝孙科说,他上任时间太短,如果辞职,就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此时换人,也不易争取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局势如此艰难,无论如何要撑下去,不要胡思乱想。

1948年12月12日下午,霍夫曼先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志愿救济团体代表亨利等座谈。在座谈中,司徒雷登、亨利等人对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官的腐败无能抨击甚多。

13日下午,霍夫曼在上海举行记者会,他对在场的中外记者们说,中国国内的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政府也拿不出好的办法应对,这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国力甚弱,根本不应有内战,应建立一个包括共産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如果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当初听了美国政府的忠告,局面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记者又问他美国是否有新的援助中国的计划时,霍夫曼没有直接回答,只说:“美国政府今后对华即使有援助,也不会给予现政府,将以人民为对象,而不以政府为对象。”

尽管霍夫曼的言论使蒋介石很难受,但考虑到霍夫曼是美国总统特使,又系美国政府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和援助的官员,手中握有财、物大权,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想会见霍夫曼。为了与霍见上一面,他指示在上海的孙科,希望孙将霍夫曼劝到南京来。

孙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劝霍夫曼到南京走一趟。不料,霍夫曼不买他的账,声称不愿到南京,使蒋介石相当难堪。

14日一天,孙科不断劝说霍夫曼到南京,并一再对他说,他到中国来了,就是贵宾,在礼仪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应该会见一下他。如果不愿会谈,与蒋介石在一起吃餐饭也行。对华援助问题,中国政府自然很想得到,如果霍夫曼现在觉得此事有难处,蒋介石不会让他为难的。

经过孙科这一阵好说歹说,霍夫曼才勉强同意到南京。

宴请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

晚上8点,蒋介石用一架专机将霍夫曼接到了南京。

随后,蒋介石在“总统府”用最高档次的宴席招待霍夫曼。蒋介石已知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对他颇有意见,也知道霍夫曼对他不感冒,故在席上尽量不谈政治,也不提对华援助,只谈罗斯福总统与他的友谊,谈过去的美援对中国各项事业帮助甚大,还说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华友好的罗斯福总统,中国人民也会永远铭记罗斯福总统的恩德。

蒋介石的上述言论,霍夫曼听了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并尽量少说话。有时蒋介石问他,他也只“嗯嗯”一两声。

由于双方没有共同语言,这次宴会只进行40多分钟就草草结束了。

霍夫曼从总统府出来后,记者们紧紧尾随他,要求采访他与蒋介石谈了什么。他对记者们说:他多次说过,他不愿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故与蒋介石什么也没有谈。他还说,他原来未打算到南京,今晚之所以到南京与蒋介石餐叙,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在上海周旋的结果,他是被迫的,没有办法才来的。

霍夫曼对记者们的谈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蒋感到受了很大的羞辱,气得大叫道:“霍夫曼太不懂礼貌,太不像话!要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一定不与他见面!”

骂过之后,蒋介石又下令外交部长王世杰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表达对霍夫曼侮辱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言论的抗议,并强烈要求霍夫曼向蒋介石和中国政府道歉。

王世杰无奈,只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约见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没有料到,蒋介石宴请霍夫曼的结果会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没有办法,他只好一面找霍夫曼谈话,一面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报告美国国务院。

霍夫曼听了蒋介石的抗议,若无其事,他说:“我没有错,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蒋介石不服、有气,那我就要问问他,过去美国给中国的那么多的援助到哪里去了?中国国内的局势为何还在一天天地恶化?共産党及其军队为何被他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

15日,美国国务院给司徒雷登来电,告知霍夫曼的一些谈话事先未告知国务院,国务院也未授权霍夫曼发表那些言论。霍在中国的一些说法,是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对霍夫曼羞辱蒋介石的言论,电文并没有一字批评。

霍夫曼回到美国后,杜鲁门及其政府既未对他进行批评,也未给他任何处分。从杜鲁门对他的态度可看出,霍夫曼在中国发表的对蒋的轻蔑、羞辱言论,是杜鲁门、马歇尔等美国高官们想说而不便说的话罢了。

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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