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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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

■ touch 123 2005-3-14 1:14:37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成就(国图讲座)
  
  李学勤
  2003-10-12 00:47:38 阅读 6183 次
  摘自国图网“名家讲坛”
  
  
  
  今天,我主要谈以下几个部分:中国古代文明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意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线;夏 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主要是夏商周年表;最后做一个小结,介绍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景。
    首先,我想介绍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原始意义及过程。在座的各位多数都知道,夏商 周断代工程是我们国家“九五”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九五”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是由国务院委托科技部 来领导的,这样的项目一共有16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其中之一。那么,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呢?简单的说,夏商 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项目。
    大家知道,年代学的英文是chronology,它就是研究古代的年代。换句话说,就是给予古代的历史一个时间的量度,这就叫作年代学。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 时期,即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我想以上基本概括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那么,这个项目是怎么开始筹划和 成立的呢?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这个项目在报纸上已经有过介绍,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简单向大家叙述一下。这个项目开始酝酿是在1995年的秋天。大家知道,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创新的领域、进行前沿性的研究,应该说是20世纪的后半期就已经逐步显露出来的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不是在一个领域里面,而是在许多新的领域里面出现这样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我们的领导比较早就注意到了。在1995年秋天,当时在国务院担任国务委员的国家科委(就是今天的科技部)主任宋健同志,邀请了在京的一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学者既包括自然科学的,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在这个会上,他提出来并与大家讨 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一个设想,所以这个问题的设想确如在座的很多朋友所知,是由宋健同志提出来的。他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项目来呢?我的了解是这样,宋健同志作为国家科委主任,曾经多次到世界各地去访问,他参观了 一些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比如说埃及、希腊。他发现这些国家博物馆对古代的年代学有比较详尽而且为大家公认的年表,感觉到我们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是很大的遗憾。他于是邀请一些学者召开了这么一个座谈会,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然后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有没有可能以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一定优势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研究。这个意见,得到了出席会 议的各学科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拥护。
    到了1995年底,又召开了一个会议,由两位国务委员,一位是李铁映同志,还有一位是宋健同志,他们两位联合召开。为什么由他们两位联合召开?因为当时李铁映同志在国务院里面分管社会科学,包括考古文物工作;宋健同志 分管自然科学和技术。由他们两位联合召开,就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会议上,有当时的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部委单位的领导,邀请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一批专家学者参加。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由刚才介绍的这七个部委级单位的领导组成。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府支持、专家负责,也就是整体由政府来指导和支持,具体的研究工作由专家来负责。会上聘请四位首席科学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四个大的门类: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天文历算、一个是科技测年技术。
    1996年春天,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拟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 证报告,以便确定如何开展这个工程。上面提到,四位首席科学家是专家组的核心。其中一位担任组长,另外三位任副组长。组长由我来担任,副组长就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席泽宗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研究员担任。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的5月份得到了通过。通过之后,就在 1996年的5月16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仍然是由李铁映、宋健两位同志主持,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上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消息当时见于报纸,可能在座的人曾经注意过。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说就是1996年5月16日。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按照系统工程原则来建立的大型项目,规模非常大。在当时我们的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就规定了要建立9个课题、36个专题。每一个课题、每一个专题都要有一个论证。这一点我猜想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多数是学文科的,可能不太了解这种做法。论证是非常严格的,每一个论证都由担任这个工作的学者专家来完成。专家们首先拟定计划,其中包括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为了实施这样的方法和手段,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做什么等等,都包括在内。所以整个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课题和专题的准备过程。每一个课题要由一个不参加这个工作的学者、专家组成一个小组来验证,验证通过了之后才能实行。
    我们在1996年5月16日工程启动之后的第二天,即5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现代物理中心召开了第一个课题论证会。虽然我们抓紧工作,可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的全面铺开,已经到了1996年的第四季度。1996年的12月末,领导就来抓这个项目的成果。1997年的1月初,新年刚过,我们就召开一个成果报告会。总之,在这以后,可以说每半年抓一次。这样一直到整个工程告一段落。
    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与支持,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最后,我们的课题仍然是9个,而专题则根据工程进行的情况,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变成44个。经过5年的集体努力,最后达到了计划预定目标,制定了夏商周年表。实际上到1999年的年底,绝大多数的课题与专题都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后来又继续做了修正、补充和综合的工作。2000年9月,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正式出版发行。社会上对于这个工程的成果有比较强烈的反响,给予了超乎我们意料的肯定。今年春天, 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
    谈到这个问题,各位可能会产生如下疑惑: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科研项目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在座的朋友不难理解,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代印度,还有中国。在这四个古代文明里面,只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绵延不绝,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光辉的奇迹。可是中国的文明,究竟有多么长远的历史,不是没有怀疑的,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仅仅说古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不 行。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确切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什么叫确切的往上推?就是说,从今年,我们可以 一年一年地往上数。比如说今年是2001年,去年是2000年,前年是1999年。我们可以往上数,去年有什么大事,前年有什么大事,一年一年可以推上去。这样推,只能推到公元前841年。大家会说,为什么是公元前841年呢?我们有二 十四史,二十四史里面最早的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里就有年表,最早的一个年表是《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其实,其他几个古代文明最早的确切年代大致也在这个时间左右,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越古的就越模糊,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可是,如果我们认为我国的确切历史年是公元前9世纪,那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就差了很多。往前还有没有呢?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 公认的说法。外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过科学家反复的研究,是有比较公认的 说法的。而对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如此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明研究,缺少一个公认的时间尺度。另一方面,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有影响。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
    以上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及其意义所在。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线。刚才说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对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给予一个有科学依据的时间量度。换句话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年表并不复杂,其实过去都有。以前大家如果到历史博物馆看展览,一进大厅就有一个年表。那个年表是过去确定的,我个人也参加过有关工作。可是,我们今天是要有科学依据的年表。我们 的研究路线就是要给年表以科学依据,能说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能论证到什么样就什么样,完全实事求是 地按照科学方法来做。
    古代年代学的研究工作,不是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开始的,也不能说从近代才开始。实际上,我们的古代先人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在司马迁之后,很快就开始做了。司马迁为什么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年表,那 是因为司马迁非常实事求是、非常谨慎。他在《史记》里面明确说了,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材料,也有年数,可是这些年数比较模糊,又不一致,所以便弃而不用。因此,在司马迁之后,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个做这方面系统研究而且具有非常优异的重要成果的是西汉晚年的刘歆。刘歆不但是一个文史学家,而且是一个科学家,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成就。刘歆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推算的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收录在《汉书·律历志》里面。《汉书·律历志》这部分,就是根据刘歆的《世经》编写的。刘歆做了很详细的推测,对于古史给出了一个年代系统。根据他的推算,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122年。这个数字,一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前几年,我曾经看到一本英国出版的中国历史年表,对于武王伐纣还是用刘歆推算的年数。从刘歆以后,又不知有多少学者进行了推算和研究。不过,他们的工作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不能突破的地方。为什么呢?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从西汉刘歆一直到清代中叶的学者,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古书,而且他们所用的古书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书。相反的,司马迁所见到的从黄帝以来有年数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他们都看不到的。因此,虽然他们的推算在某些点上可以更精密化,但还是跳不出古书的范围这个局限。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 的第一阶段。
    晚清以来,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清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金石之学特别繁荣发达。有些学者开始根据青铜 器的铭文,就是金文,来研究古代的历日,这样,就超过了过去单纯依靠古书的局限。特别是到了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在古书的材料之外,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考古发现的材料多是古书里没有的,对于年代学的研究就增加了很多的资料。这可以说是年代学研究的第二个大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只是中国人在研究,还有日本人、韩国人以及西方人都参加了研究。很多人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可是必须说,他们的工作还是有局限的。 这是为什么?因为年代的研究,不是一个学科甚至两个、三个学科所能解决的。它所牵涉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但需要 有文科的研究,还需要有理工科的手段。必须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成果。大家知道,不管一个学者有多么高的聪明才智,多么好的条件,不可能对这些学科全面掌握。过去的学者一般都是“单干”,顶多跟别人交换交换意见,他还是有局限性。因此在整个第二个阶段里面,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仍然不能得到一个公认的年表。
    到现在,条件不一样了。现在的条件怎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中,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夏商周这段时期的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同时,我们国家的许多学科都有比较好的发展,包括天文历算、测年技术等。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便于组织。在这样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动员我国尽可能多的学者来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集体性的工作。
    那么究竟是怎么研究,怎么进行这种结合的,这个问题太专业化,也太复杂,不可能在这里用简单的话给大家说明。我给大家打一个比喻,虽然不太确切,但可以使大家比较容易地理解。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工程有两条生产线, 生产线出来的是用数字表示的年代,因为我们最后要制订年表,而这个年表是要用数字来表示,即公元前多少年多少年。这就叫绝对年代,大家不要理解为绝对准确的年代。谁比谁早,谁比谁晚,那是相对年代,绝对年代要用数字表示出来。这是生产线最后的终端产品。
    那么生产线怎么做呢?第一条生产线是处理那些有文字的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献。中国的古代文献汗牛 充栋,今天国家图书馆分馆里面,线装书就有上百万册,在这样大量的文献中,有关于中国夏商周年代的大量材料。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首先要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的材料尽可能地收集。唐以前的文献材料做穷尽性收集,包括各种版本。唐代以后的不可能全面收集,只能做重点的收集。有意义的文献材料全部输入电脑,建立一个资料库,提供使用。经过检索之后,选出材料,这些材料都要进行文献学的考证,我们叫作可信性的研究。就是到底这些材料可不可用,是可信呢,还是可信一部分呢?怎么处理它?要进行文献学的研究,可以用的材料提供给天文学者进行推算。还有一部分材料是古文字,首先对这些材料进行考古学的分析、考察,古文字要进行释读,金文要请金文专家来研究, 甲骨文要请甲骨文专家来研究,然后提供给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推算。这是一条线,就是根据历史学、文献 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材料,经过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的推算,最后得出数字结果。还有一条生产线是处理那些没有文字的资料,就是考古学材料。首先我们选定夏商周的典型考古遗址,特别是有代表性的都城的遗址(这些遗址 分布在四省一市,包括河南省、河北省、陕西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进行考古学的分析研究。过去做过的需要核对,还要进行补充发掘,再进行考古学分期,然后从遗址采集测年的系列标本,进行碳14测年。我们改造了三个实验室,采用常规的测年方法和AMS测年方法。测年结果还要进行运算校正,折算年数,出来的也是绝对数字。
    这样两条生产线出来的结果,最后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自洽的年表。这一点特别重要,可以说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大家要知道,从公元前21、22世纪一直到公元前841年,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各个时期所能保存的材料是很少的,而且各不一样。有的是甲骨文,有的是考古遗存,有的是天象、日月食的记录,各种各样,什么都有。最大的困难就是成果出来以后拼凑不在一起,这是完全可能的。经过200人5年的齐心努力,我们制定的年表是自洽的,尽管在某些点上还觉得有些不够理想,但我们的年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
    下面我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成果夏商周年表的制定。我们在1996年春天,拟定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时候,提出了要达到的目标。今天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当的。当时提出四点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是从后面往前倒着推):第一,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以前,从周武王开始,一直到周厉王,都要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就是 说周武王是哪年到哪年,周成王哪年到哪年,周康王哪年到哪年。不敢说绝对准确,可是要给出年数。第二,商代后 期应该从盘庚迁殷算起,可是到今天为止,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只定到武丁。因此我们说,对武丁以后的商代各王也要给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当然,这个准确度要比西周差。第三,给商代前期制定一个比较
    详细的框架。就是说,不是每个王都给一个年数,而是大约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第四,夏代就只能给一个基本年代框架。最后,我们拿出的年表达到了这四个目标。
    那么,具体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的任务是从公元前841年往前推算,可是我们心里不放心,到底这“841” 可靠不可靠?因为“841”如果有问题,那就跟盖宝塔一样,下面一晃,你整个就垮台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从春秋开始,特别是从春秋早期开始研究的。春秋早期肯定是比较接近于西周的,所以我们先从春秋早期的历法开始,请专门研究春秋历法的天文学专家进行研究,然后我们集中力量研究西周晚期,就是厉王、宣王、幽王。为什么这么做 呢?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青铜器,便于推算,而且共和元年以后有年表,我们可以对一对看它可靠不可靠。特别是新发现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宣王时代的青铜器吴虎鼎,它是周宣王十六年的十三月(是个闰年)铸造的,这年推算正好是闰年。经过推排,结果就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西周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
    西周的历谱主要是通过天文学、文献学、金文这三者的结合建立起来的。除了武王伐纣以外,建立了七个支点。 这七个支点卡住了7个王的年数。最后剩下3个王,一共只有22年,怎么分配?存在不同的方案。最后,我们从几个方 案里面选择了一个最好的。这七个支点,把西周历谱基本固定下来了。不妨给大家详细谈谈。
    很多人知道,媒体也宣传过,就是所谓“天再旦”。什么叫“天再旦”?就是天亮两次。西晋武帝的时候,在现在河南省汲县,有人发现了战国时代魏国的一个墓葬,墓葬里有大量的竹简。经过整理,里面有一部书叫《竹书纪 年》。《竹书纪年》后来散佚了,但留下了一条可靠的材料。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一句话,说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个材料应该是可信的。周懿王元年的时候发现一个古怪现象,天亮了两回,在郑那个地方,周懿王当时住在那儿。郑在什么地方 呢?就是陕西的华县。后人就批评说,天再旦不可能,哪有这事,是古人编的。可是到了40年代,有位天文学家提 出:这件事是可能的,这是日出时候的一次日全食。日全食开始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天已经开始亮了,北京人叫 蒙蒙亮。等到太阳出来时,应该是天大亮的时候,由于接近于全食了,天反而黑了。太阳再升高,日全食过去了,天又亮了。大家进行推算,在陕西华县这一带地区,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如果有的话是发生在什么年代。首先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并进行了推算,后来有一位韩国的天文学家做了比较精细的推算。再后来又有两位美国的华裔学者,用NASA的软件做了详细推算。他们提出了两个年数,一个是公元前899年,一个是公元前925年。以上仅仅是科学的推算。
    在我们工程进行之中,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1997年3月9日在中国境内发生了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这一天, 中央电视台曾经做了转播。我们请天文学家和有关的学者到新疆的塔城地区进行观测,发动当地的群众来观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感受。结果真是天再旦,确实是天亮了,亮了之后又再黑下来,黑红黑红的,非常恐怖,然后天又亮了。天再旦完全被证实了,我们又用现在最好的软件进行计算,排除了公元前925这个年数,所以公元前899年是周懿王元年。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武王克商年。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常有一些关键的年代。我们的年代学也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武王伐纣年。要知道武王伐纣如果定不好,西周年就没法推定,而且商代以前也没法推算了。西周有专门课 题,商代有专门课题,武王伐纣也要设一个专门课题。我们在研究武王伐纣这个课题时,首先就是了解过去对武王伐 纣年有多少种学说。经过统计,有44种说法,而这44种说法之间大不相同。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差 距是112年。112年,可以说将近半个西周了,因此对这个问题就需要特别谨慎。
    我们怎么做呢?首先,在考古学上要确定武王伐商可能的范围。怎么确定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历史,周人是从 西部兴起的,在商朝晚期,周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称为“先周文化”。受了大量的商人文化的影响后就称为“早 周文化”,与“先周文化”差别很大,而差别的产生关键就在文王迁丰,武王迁镐。我们需要找到“先周文化”跟 “早周文化”的界面,然后测定其年代。这个道理其实早就知道,可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是找不 到这样的遗存,第二即使找到了也测定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碳14的测定水准不可能达到那么精密。幸运的是,我们 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遗存,就在丰邑遗址的灰坑里有大量可以测定的标本。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遗址里面,也 找到了它最早的遗存,是燕国建立之后最早的。这样,我们测定的结果就是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间,把 原来的112年缩小到30年。我们就在这30年里面,根据金文和文献中有关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录进行推算。结果得出三个方案,分别是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46年。这三个方案里面,公元前1027年是不符合天象记录 的。公元前1044年和西周金文的月相不好配合。最后,只有公元前1046这一年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所以最后选定公元 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年。
    夏商周年表的情况是这样,夏代的开始年估计为公元前2070年,夏代和商代之间的界线估计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估计为公元前1300年,这些都是框架,然后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年表在很多地方发表过了,如果大家找,很容易找到。
    我们所做的成果就是如此,那么怎样看待我们的成果?我想,尽管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比如 在1999年底中科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就曾经推选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在2000年又被评为中国2000年的十大基础研究之一。可是我们只能说,这个夏商周年表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这个成果今后一定会得到补充和精确化。特别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年表一定会得到更多 的纠正和发展。按道理说,所有科技项目的报告都叫结题报告,可是我们的报告叫阶段性成果报告。这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阶段性的成果。我们非常希望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和指教。
    最后我谈谈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我在谈第一点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从科学研 究方面来说,这个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给予了一个时间上的尺度,提供了比较好的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还要进行更广泛的探索。首先要研究和夏商周有关的中原地区的文明,然后再扩大到周围地区。在年代上,我们也要往前追溯,把主要的视线放在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我个人来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在21世纪里开展大规模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相结合的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知道,现在新学科的开辟,常常是在不同学科的夹缝里、不同学科的结合中产生的。
    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化学,还有化学物理、地球化学,诸如此类,都是介于多种学科之间的。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有很多交叉点,会产生一些新的学科。这些新学科的研究结果,不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不能理解为这种结合就是文科利用一下理科的仪器和结论。千万不能这么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一个文科的项目,还是一个理科的项目,很难说。年代学在学科分类表里是分在天文学里面,可是它又有这么多的文科内容。以后还会开辟许多类似的学科,因此,我们如果能在这方面积累经验教训,对将来科学的发展会有一些益处。
  
    讲座名称: 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成就
    系列名称: 夏商周断代工程系列之一
    主办单位: 国家图书馆分馆
    讲座期次: 068期
    时间: 2001-9-2
    主讲人: 李学勤
    讲座类别: 历史 普通讲座
  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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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4093 【点出目录】
2还是谨慎严密点好啊

■ 老朽之人 中国 2005-3-14 2:54:51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touch)
  这个话题是这个论坛很多人关心的,也曾看了"四古国"的讨论。
  
  怎么说呢?对于夏这个朝代,有还是没有?国际史学界持否定的多,怀疑的多。国内也没有能拿出令人信服考古成果来证明。在学术争论中都没有一个定论的情况下,政府扯头搞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就是说,政府已经认定了存在“夏朝”才会要断代,即断开“夏”与商的时代。未经证实,即先声明其存在,这种做法是否妥帖呢?
  
  花了许多人力物力之后,当然也有大批成果。但是夏的寻找,只有找到一个二里头遗址,并说这个遗址是王宫,个人认为实在太凑巧太凑巧了,从几十年一无所获一下子就找到政治中心,好象一下大海就捞到了针!另外,断代实际只断了商与周的年代——公元前1046年1月下旬周克商,这个还是可信的。
  
  但是夏的考证的做法就不科学,在众多怀疑的情况,政府和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有”,而另一种声音却不能发出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讨论,甚至不算是学术讨论,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允许怀疑也不应该惧怕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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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4094 【点出目录】
3“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转帖)

■ 老朽之人 中国 2005-3-14 3:18:27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touch)
  为提起大家兴致,我从《二闲堂》转了此帖。看看专家们争论,我们门外汉就当是消遣时间:)
  
  作者:陈宁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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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4095 【点出目录】
4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再转)

■ 老朽之人 中国 2005-3-14 5:30:52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touch)
  出于兴趣再帖一篇,不知说法对错。但很赞成工程倡导者宋健的一句话:"只有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科学才能进步。"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
  
  文章作者:吴光泳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 ,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番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于统战 ,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 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工程”坚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第一、二号宫殿建筑的废弃,以及偃师商城在其东面6公里处的崛起,这一兴一废,明确无误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兴衰”。说得如此肯定,好像亲眼所见,实际上考古学也是有局限的一门科学,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判断相对年代,而“断代工程”求得的是绝对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学者所说,一座大型建筑的毁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破坏,也有自然破坏。在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判断其真实原因时,应该持审慎态度,即使提出某种倾向性意见,也应对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说明。二里头一号建筑毁于三期之末,二号建筑毁于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么“明确无误”的理由能肯定一号建筑肯定是人为破坏,而且一定是成汤所为?那么二号建筑的毁坏又是什么原因,何人所为?成汤为什么仅毁一号,不毁二号?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大型建筑,其毁坏又如何解释 ?
  
  关于商、周分界,“工程”坚持高领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遗存,不顾这只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说,周原、凤翔、宝鸡等地发现的高领袋足鬲,实际上只能从年代上进一步证明这个假说是错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说为依据,断然为所谓“商-周考古界标”设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学者质疑:在类型学研究上,有什么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标志?什么样的器物、器型、组合、陶质、陶色、纹饰或其比例统计可以作为区别“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据?如果在类型学上拿不出铁证,又有什么参照物,什么标尺,什么工具,什么技术,什么方法,什么理论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开?又如何把这两期从成王中间断开而令其不能交错 ?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 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为了缩短黄帝时代与商周时代的悬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点往前拉,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在媒体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片欢呼声中,考古学者发现其对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有不少问题。刘绪先生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610-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冈下层同时了。这与公认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考古学编年相矛盾。即使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为早商文化的学者,也未否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事实,因为这是被多处遗址的地层关系反复证实了的,已属考古常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 。可以补充的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邹衡先生透露,自己虽然是专家组成员,也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参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邹先生说,“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的工作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在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和禹县瓦店新开掘了几个探方,发掘的结果同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同,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问题是旧问题,意见是老意见。根据“断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学术上的争论的,最好是用协商的办法,求同存异,基本上大家认同即可。这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争论二十年,争论的诸方,都从不相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争论下去,再过几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认同。然而,“断代工程”不会让这场争论继续下去,否则,“断代工程”就无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个夏朝的年代了。“断代工程”的领导者针对这种情况,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协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见一致,这项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虽经“协商”全为夏文化,可是《简本》所见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却落在早商文化范围内,还是矛盾重重。
  
  而且正如刘绪先生所说,把二里头晚期部分(无论二期以后还是三期或四期以后)分出归商之后,所剩早期部分无论如何不够夏代年数,只能用龙山文化最晚一部分来补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凑合成夏的奇怪现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4C测年数据表明,该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测定,下限与此相当,应该接近于实际。这说明各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确实出现了若干新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又一新的历史时代,二里头文化仅是其中之一,并非偶然现象,这应该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很可能与最初王朝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以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还应该指出,将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来将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势头。
    
     三、“高科技”基础质疑
    
  “多学科结合”“高科技”是它的两大宣传点。“高科技”集中体现在碳十四测年,其实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数据所依据的OxCal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获得公认的14C树轮校正方法,“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蒋祖棣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又怎么根据一个没有标准的方法,得出足以获得公认的科学结论呢?就14C树轮校正的算法而言,还是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的,例如国华盛顿大学的Calib程序,全世界两千多个考古单位、实验室和专业人员为其注册用户。采用该程序进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国际考古界内无法尽数。“工程”采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国际14C专家已经指出它包含了人为加工的成分。“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发表时,作者是维也纳大学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竟成了学术争论中“值得指出”的论据!我们无意在学术讨论中重复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谈,不过这种对“小人物”的轻蔑居然从私下议论直登大雅之堂确实不太妥当。远的不说,人们能否用同样逻辑,根据工程14C专家中有几位博士、有几位算得上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来对工程14C研究加以评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具有68%的置信度,怎能以此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尺度? 再说,工程的系列样品算法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有争议的、甚至明显错误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结论作为评判历代诸家历史年代研究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很危险的 。
    
     四、“多学科结合”质疑
    
  美国前国家博物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Robest Mc 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东方的摇篮》一书的文稿,该书详尽的论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历程,特别介绍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看后他说“你们的古代文献遗存远比古代近东的文献优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成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可惜你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年代。”这是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发出的感慨。何炳棣、刘雨先生认为断代工程在总体思路上的重大失误,不幸为美国学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整个研究中的最大败笔。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极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诸多数椐有一贯的正确性,它与《鲁周公世家》打通,可以把中国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无须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027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书纪年》的1994BC,而不必拖长到2070BC,它所记载的夏积年、商积年、周积年都是可靠的,理应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
  
  “工程”一位成员自我介绍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专题的负责人和主要承担者”。实际上学术界并不了解此人对“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有什么研究,而且此人因剽窃文物资料被著名学术杂志通报批评 ,更显示出“多学科结合”在用人上的失误。
  
     五、限期完成质疑
    
  现年88岁的国际《尚书》学权威刘起釪先生指出,作为“工程”负责人的李学勤无学术责任心地于事先提出可如期完成,事后又果然如期完成,这种给学术工作预定期限的做法,是不符合学术工作特色、不符合学术工作本身发展规律的。学术工作的工程不同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物质建设工程可以预定期限,它是不能定期限的。显然中外学术发展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刘先生列举我国历史上几个主要朝代的学术成败为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是汉代这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以国家的力量扶植各种学派,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及其他各种学派都有名家相继而起,但王朝从来没有给他们规定任何期限。
  
  唐代又是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他们要把自汉传来的各经做出总结性的整理,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五儒臣撰《五经正义》,经博士马嘉运指出其中错误,令孔氏修订,未成而死。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命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们考正,最后命尚书左仆射于世宁等三个大臣就加增省,于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孔颖达卒于公元648年,永徽四年为公元653年。是孔颖达先经多少年撰成此书,是没有规定期限的;及书成受到指责,又叫他修订,仍没给期限,未成而死。死后经其他几位学者经四、五年的修订而后颁行。唐代后来扩大为《九经正义》,宋代撰其它四经《义疏》,明清两代汇刻成《十三经注疏》传下来,至今尚为代表汉学的“注疏本”。是花了较多时间写成,经历数百年尚为有用的典籍。
  
  宋代是一国力不强而文化、技术空前发展的朝代(可参看拙著《尚书学史》第七章),一代的论著数量远远超过自先秦至唐论著总数,都是放任写作,从来无任何期限。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是随他的官职迁移和生活迁徙不同地点把写作班子随身带着走,自治平(公元1064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20年成书。可见足够的岁月使他完成传世久远的巨著。又朱熹弟子蔡沈费十余年撰成《书集传》,至今尚为代表宋学的名著。
  
  明代又是一大一统帝国王朝,从内部看,往往民生疾苦,朝政腐败,但对外能长期保持其帝国形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它派兵击败之,丰臣龟缩日本本土,继起的德川幕府吸取教训,制定锁国政策,保境安民,倡行儒学,终江户时代不向外扩张。已到明代中后期,还能由王朝派出将领,至滇黔调集几处地方武装,向缅甸开疆拓土,发挥威力。北方领土东逾奴儿干都司及库页岛,北逾贝加尔湖,长期巩固拥有,而更有前此各朝代都赶不上的下西洋海外贸易。可是整个明代,没有树立起良好学风,文化学术事业比其前后各代都差得远。由于朱元璋武夫作风,凡事雷厉风行,程限迫促,过期即严惩,影响后代一些继任者亦这么干,养成士大夫奉命维谨,应付搪塞,弄虚作假,以保持禄位。明成祖永乐年间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四书大全》,这是适应新的大一统帝国需要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建设,正像唐撰《五经正义》一样,是一代盛典。可是因为限期成书,这些儒臣不能在期限内撰成,便偷偷地抄袭旧著以成书,如《书传大全》是抄袭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及陈师凯《书蔡传旁通》二书而成。而《诗经大全》则迳照抄元刘瑾一人之书《诗传通释》而成。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条云:“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腾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皮锡瑞《经学历史》也说:“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
  
  由历史上这几个重要的学术成败事例,就使我们知道由国家主办的学术事业,不能像物质建设事业那样规定期限,是由学术事业本身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不依发展规律办事就会误事。何况恩格斯早已说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夏商周断代确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对它发挥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怎么能不经过多年的冷静钻研?怎么能在短短的1996—1999年四年时间内拿出成果?而且由李先生以首席身份到电视屏上向举世发布呢?而且本来发布的报告,写明了是“阶段成果报告”,掌握了主动,自然是还有下一阶段的工作待继续进行,怎么能由李先生把它作为最后成果公布,就使全国各地不少出版物纷纷转载奉为国定三代年代,学术上的事可以这样干吗 ?
  
  2000年1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载王春瑜《评泡沫史学》一文 ,针对上述这一现象提出警句云:“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在天堂闻此,真不知作何感想?”此外,据《古史考》首次披露,自称“毕业” 于清华大学的李先生实际只在该校读了两学期书。此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临时工,绝非如李学勤父子一再宣传的是因为考古所有一个“殷虚文字缀合”的科研项目,邀请李学勤参加。李先生赶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抓住时机,批死人、整活人,步步迁升 。与李先生同处于一个研究室的学术前辈已指出李先生是个没有学术责任心的人 。为迎合1989年之后特殊的形势而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竟成为国家巨无霸学术工程的指导思想,正如学者慨叹的那样:“留给学术界的思考却是沉甸甸的” !
    
     六、“工程”是怎样“走出疑古”的
    
  “工程”内部的专家通过剖析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求取的过程和对古本《竹书纪年》的再认识,否定了“工程”制定的《夏商周年表》,严肃指出其失败的原因是:“断代工程领导层研究思路出现了偏差,其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任意性,他们号称要‘走出疑古’,而实际却坠入了‘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流行“保守主义”,不少人把新文化运动混作《河殇》来批判,殃及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古史辨运动。“走出疑古”乃是在历史学领域呼应保守主义的标志性口号。200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三卷本《90年代思想文选》,第一卷收录不少有关保守主义的论文,包括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一文。确实,李先生身体力行地“走出疑古”已形成一股风气,代表了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侧面,自然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编辑将《走出疑古时代》一文入选《90年代思想文选》,无疑是合理的。以“走出疑古”的思路写成的文章、专书不计其数,例如邹昌林《中国礼文化》一书,评论者称赞此书是“走出疑古”的有益尝试,并说:“二十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水平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民族主体意识的要求日渐转化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自觉。从官方到民间的诸多学术文化现象,诸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学术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省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等等,其中的意蕴,都有必要置入此种背景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体悟。” 这种背景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雨先生,全程参加了断代工程金文历法小组的研究工作,他与著名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撰写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时题为《怀疑真古,相信假古》),指出“走出疑古”的实质是“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例如《国语》“伶州鸠语”是“工程”用天文推算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依据,可是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语句是典型的战国星象家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来,这本身就近似于胡言乱语。他所述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是推算出来的,而西周早期的人尚不具备推算出这些天象的知识,不可能由他们推算出这一套天文星象。“工程”说它是“故老相传”,难以令人信服。古文献有的字句现在难以理解,“工程”采取改字的办法撮合,凡与其观念不合的数据都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为了维护这个主观的观念,几千年前的铭文干支可以改写,珍贵的标准器小盂鼎铭文可以故意不用,两个师兑簋可以不顾其内容,随意颠倒位置,这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尽管如此,现在所谓的“金文历谱”中,离谱的器和勉强不离谱的器仍达十余件之多,与前此出现的诸种历谱,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这样水平的历谱,本身的问题如此严重,恐怕很难担负起检验年代方案标准的重任。可以断言:断代工程的所谓“金文历谱”研究,还在摸索阶段,距离可以拿出来为学术界使用的水准相差还很远。刘雨认为短时间研究不清楚某些问题,得不出合适的结论,可能是方法有待改进,也可能是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科学研究中常有的情况,多听听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进行试验,也许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实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老实承认这个现实,向读者如实讲清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可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甚至不惜曲解科学资料,以求符合主观设想,制造伪科学结论。综观工程对金文历谱的研究,是失败的!而且对古代历法的实际情况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因此工程尽管在局部认识上取得不少成果,但从总体研究方向把握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一批关键性结论论证失败,因而其拟定的《三代年表》整个框架不能站立起来。
  
  2003年8月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110岁诞辰会上,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当着李学勤的面,阐述了“疑古”为什么走不出。本人也指出,“疑古派”认为一切史料都掺杂了人的主观成分,文籍器物都须审查,因此他们不赞成所谓考古学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李学勤先生则坚持,连被古史辨派推番、记载黄帝一元历史框架的《帝系》等等都是可靠的,暗示《尚书》伪孔传也是可靠的 ,他的追随者干脆说郭店楚简证明了伪《古文尚书》不伪 。李先生还有一个基本立场:最起码考古获得的东西就“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疑古派”认为:“现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袁征先生已指出,这个观点跟波普(Karl Popper)著名的“证伪理论”不谋而合。历史学家可以断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却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在许多情况下,学者只要找到一条不利的证据,就能怀疑某种记载有误;但即使掌握了一万条有利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种记载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万零一条证据可能会说明这种记载完全或部分失实,而学者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条证据,或者这条证据已经丢失 。刘起釪、叶林生先生以具体事例列举“走出疑古”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危害 ,发人深省。
    
     七、“特事特办”是怎样办的
    
  2002年4月,中国学者一行四人(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物理学专家组成,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其中有两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应邀赴美国参加4-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AAS)第54届年会 。年会原来没有“工程”的议题,是“工程”成员努力加进去的。原想制造国际声誉的“工程”学者,万万没有想到“老外”并不糊涂。2002年5月24日《中国文物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张立东《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 ,详细报道了包括李学勤在内的工程成员出席美国学术会议的情况,6月16日《文摘报》又作了转载。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也是工程的参加者。该文披露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无论策划理念、运作方式,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工程’在文字证据(文献和金文)的研究中尚没有就任何主要争议提出获得公认的解决方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经验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值得在策划和实施‘探源’工程(或类似的其它工程)时充分考虑。”据该文,这些“严重问题”包括:
  
     1.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学风: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晋侯墓地8号墓年代数据前后相差8年,自己还没发现。
  
  文章发表后,轰动京城,以至该期报纸脱销。要不是以往的盖子捂得太严,显然不会有如此轰动。时逢中华书局在人民大会堂庆祝成立90周年,有学者提出李学勤先生既然是“首席科学家”,也应该承担“首犯”的责任。此前媒体把夏商周断代工程捧上了天,断代工程的负责人不停地呼喊“特事特办”,“张立东事件”显然给踌躇满志的断代工程浇了一盆冷水,2002年6月,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北京怀柔召开“专家组扩大会议”,讨论张立东的文章 。“张立东事件”后,盛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打着中央领导的名义干涉《中国文物报》,此一传闻现在无法证实,但从此在《中国文物报》上看不到任何对断代工程“不利”的文章,这从“蒋祖棣事件”表现得最清楚 。
  
  断代工程天天叫嚷“特事特办”,不同的声音就被“办”掉了。李先生这几年空前活跃,是因为主持断代工程,“工程”结项时,在没有经过学术界批判性论证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评奖、发奖金,李学勤先生独得两份 。可是地底下埋着死对头,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铜器 ,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而断代工程恰恰主张“共和”是独立纪年的,“多米诺效应”不可避免,因此,就有了下面的承认:
  
  对陕西省新出土的12件青铜器列鼎所铸铭文的初步研究表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西周历谱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绘制的西周历谱存在“偏差”。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发现将填补“断代工程”长期存在的疑点 。
  
  真是善于措词!虽然我们搞错了,但它是“长期存在的疑点”,也不能怪我们吗!它反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新佐证”吗 !假如这批铜器不出土,是不是就不能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呢?实际上,正当断代工程热火朝天、叫喊“特事特办”的时候,我国学者已指出:“共和期间,无论是周公、召公,还是共伯和执政,都不可能还以厉王来纪年。” 断代工程最吸引人的方法是高科技加考古,剥开包装,老实说,不过如此!
    
     八、盖棺定论
    
  本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倡导者宋健先生对工程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论述,他说 :
  
  “断代工程”难度很大,这是可以预想到的。
  和其他学科一样,研究古代史,必须依靠科学事实,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
  只有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科学才能进步。
  
  断代工程的领导显然没有对待不同意见的肚量,而是挖空心思拿“国家”这块大牌子压制不同意见。“工程”内部的专家一直要求将各人不同的意见写进出版的书里,以免背黑锅,“工程”的领导者不仅拒绝,而且一再强调“工程”的结论是200多位甚至500多位专家联合攻关的结果,无非是想用人多加强结论的权威性,也扩大承担责任的面。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邹先生作总结发言,说断代工程的结论恐怕只有小学生会相信,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7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邹衡不仅是“工程”21位专家之一,而且还是夏代组的组长,他一直对“工程”作低调评价,竟成了“工程”领导者提防的对象。92岁的老革命家何幼琦先生 实在看不下去了,痛斥断代工程假冒伪劣,欺骗国务院:
  
  这个验收组既不是国务院派出的,也未经国务院批准,从法律上说是非法的,其验收是无效的,何况他们又是不验而收的。按照国家机关的工作程序说来,一个工程验收之后,总工程师就该离开现场,至于如何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自会处理,他就不必操心了。这项工程在所谓的通过“验收”之后,这位专家组长急急忙忙于11月9日晚在科技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自行发布。应当指出,他既非政府发言人,也没有被授权发布新闻,这次发布超越了新闻办公室,是非法的。前后五年中,根本见不到和国务院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发言中有一句“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既非北京政府,也不是一部两院(科技都、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另外,把国家工程在实施中所用的预算经费说成是政府支持,这又无意中暴露出其私人作品的本色。最后就是对全部工程所作的评语:“课题专题设计合理,技术路线正确,组织系统完善,经费使用合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个应是其上级作出的评语,却由他们自己代作了。总而言之,他们和国务院没有什么关系,有问题需要报告时就找“一部两院”,连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靠边站了”,这个专家组还有没有上级呢?看得出来,它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包揽一切,我行我素,谁也不许干预。其结果,就是拿出了一个假冒伪劣的成果。对于这一点,他们除了应向国务院有所交待外,还应向国人作出满意的解释。
  
     ……
  
  他们为什么对赶紧发表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们只能说,是为了把个人的伪劣产品冒充国家的断代工程,不管正确与否,争取公布出去,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世人同意,强迫国家同意,把欺骗性异化为正确性。果然,科技部受骗了,验收组受骗了,中科院和工程院524位专家被骗了,曾将《四年成果报告》定为“1999十大科研成果之一”的新闻界受骗了。
  
  这是对断代工程最恰当的盖棺定论。何先生强调:“当前经济市场中不断进行打假活动,在学术市场中也需要来一次打假,本文就是作者揭发假冒伪劣作品的公开检举信,希望广大读者明辨是非,以免受骗上当。”以前,媒体把“工程”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认为“工程”摘取了歌徳巴赫猜想的桂冠。“工程”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现在,经过“疑古”,证明它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在学术上却是失败的,难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讥。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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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4104 【点出目录】
5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

■ 强汉 汉朝 2005-3-15 15:00:19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还是谨慎严密点好啊》(老朽之人)
  一排胡言!十足的民族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他妈都忘了祖宗性什么的!日本的老兔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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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4547 【点出目录】
6强汉

■ 等待 山东 2005-7-11 19:43:54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强汉)
  你是个傻瓜加呆子,现在什么都造假.各行各业都如此.要不你就是个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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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5139 【点出目录】
7你连猴子都不如!

■ 游人 电动机计划地方了 2005-11-14 22:17:17

回应 《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强汉)
  你只会漫骂,连猴子都不如,还自称强汉,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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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7.49.* 注册 登录 回复此贴 最新发帖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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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5212 【点出目录】
8中国.殿口——灿若星河的古村落的发祥地

■ 游人 中国.殿口 2005-12-3 15:23:39

(读《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

  是浙江兰溪市有一个知名的古村落,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富有哲理的规划布局,古村落的躯壳尚存,古村落的魂则快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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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5467 【点出目录】
9此文应更新,关于夏商周断代之争已盖棺定论.

■ 天之闲云 gx 2006-3-9 18:09:26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读《“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转帖)》

  此文应更新,关于夏商周断代之争已盖棺定论.
  
  断代时动用了南京天文台最先进的天文观测设备以及超级计算机.
  从新出土的文物进一步加以佐证.
  
  其它详情请参见中央电视台的关于夏商周断代的专题片.里面说得很清楚了.
  
  此篇文章已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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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6008 【点出目录】
10谁还信中央一套???

■ 游人 云游 2006-9-13 19:01:02

回应 《此文应更新,关于夏商周断代之争已盖棺定论.》(天之闲云)
  说一套,做一套,还数中央一套。
  假大空,都各有一套。
  谁认可了,谁服了?没有争论了?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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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6358 【点出目录】
11决定不删除它,保留一个反面教材

■ 回廊主人 广西合浦 2006-12-30 1:16:05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强汉)
  决定不删除“强汉”的帖子,保留一个反面教材。这个反面教材太有代表性,弥足珍贵。这类帖子总是用漫骂的口号式语言,给人帖标签、戴帽子,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总的感觉是由于理穷辞屈而恼羞成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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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7309 【点出目录】
12无题

■ 翠湖寒轩 广东广州 2007-5-26 21:52:15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读《“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转帖)》

   对于为弥补夏商周的历史空白而兴师动众,我一直予以怀疑态度!虽然,这是为了维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荣誉!当然,中华上下五千年是毋庸质疑的!我也是中国人,而且也是学历史的,对中国历史多少有一些了解!
   纵观中国历史,上至史前先秦,下至近代当代,没个时期都有值得我们骄傲的文明,也都有很多不明的疑点,而且这些疑点还很多,难到我们就都要一一去探解吗?这要多少人力物力?又要探到何时方能休呢?
   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但历史终究已成历史,我们都无力去改变!中国有能力何不用这人力物力去建设祖国,改善人民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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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7314 【点出目录】
13又一次丢人现眼

■ 脱鞋问道 深圳 2007-5-27 10:46:20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touch)
  早就看了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相关文章。
  政府的意图是明确的:确定夏商周的断代年代和各自的世系年代表,唤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真正使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从历史考古的角度予以确定。
  可惜,我的个人感觉:政府的良好初衷(初衷虽好,但科学与否另当别论)别某些人别有用心的利用了。
  国外的学者对于此工程研究报告简本的尖锐质疑和批评非常有道理。或许话讲的难听,但是理是越辨越明的,这些专题组的所谓专家在国外国内言行不一,学术道德的瑕疵(不敢用学术道德败坏,虽然个人强烈的感觉应该是败坏)的种种行为,让每一个关心这个工程的中国人脸上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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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7737 【点出目录】
14海内外学者皆有欺世盗名或哗众取宠者

■ 江南剑客 浙江平阳 2007-7-17 23:12:29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再转)》(老朽之人)
  学术专專製才引来诸多争议,Nivison教授,蒋祖棣先生之愤是自然,学术应该是无国界,更不会刺痛国人的神经。既然如此,那么海内外先生们不一起拿出个可信的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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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9128 【点出目录】
15关于“托斯”的两篇文章

■ 雅政 山东烟台 2008-4-30 0:39:41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决定不删除它,保留一个反面教材》(回廊主人)
  阁下的手虽快,不过我还是趁早读完了这两篇文章,阁下所说也是实情,但是否能提供让我们了解事实的机会?即使不能在回廊上公开,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读到相关文章?希望能答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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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9139 【点出目录】
16在这儿骂街?

■ 小草 上海 2008-5-1 21:46:24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强汉)
   大家看看,汉朝 强汉短短的一短话里面充斥粗话:
  “一排胡言!十足的民族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他妈都忘了祖宗性什么的!日本的老兔仔子!” ---- 汉朝 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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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9196 【点出目录】
17政治决定学术

■ 雅政 山东烟台 2008-5-9 17:06:18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上下五千年--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报告摘录》(touch)
   很早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但一直没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自己并不是研究历史的,对于一些学术性很强的历史问题当然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我相信一点,任何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时代性,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这句话我是同意的,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这句话就让人怀疑了,在中国还有不受政府控制的事?恐怕没有吧?况且是这么大一个由国家发动牵头资助的工程?如果说在西方国家学术观点不受政府影响的可能性还较大,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專製的、什么都一统天下的国家,实在是让人怀疑,即使你们这些学术人员不拿共铲党的薪水也难以做到不受政府的支配,毕竟你还是在中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绝对纯净的环境,但影响也分大小,即使在中国,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可能算是中国学术环境最自由的时期了,在那之后很难再找到那样一个自由的氛围了,中国的大学负责人几乎都是政府任命的,拿着政府的薪水,又怎么可能不听政府的话呢?仅此一点,这个工程的观点就让人怀疑了。
   在一个政治上专專製的国家里,任何事物也逃脱不了专專製的影响,学术界也不可能形成自由的气氛,那么对这个不自由的气氛里出来的结论究竟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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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11166 【点出目录】
18科技大跃进的典型标本,自欺欺人的假大空。

■ 依海听潮 中国山东 2009-7-9 11:21:25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回应 《政治决定学术》(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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