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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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之死

■ 冷眼热风 古荆州 2015-4-22 14:54:33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之死
  
  
  作者:十年风景原无异
  http://blog.cntv.cn/10447889-4833679.html
  
  
  
  黄绍竑(1895年-1966年8月31日),与李宗仁、白崇禧号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在桂系三巨头中,李宗仁有胆识气魄;白崇禧深通兵略;而黄绍竑则精于政事。此三人初时同心协力,将偏安一隅的广西省打理的井井有条,民心军心归附。且以广西之偏僻贫瘠,三人不仅能自保,且屡屡出兵北向,驰骋大江南北,八桂子弟威名远播,称雄于乱世之中,让各路诸侯均不敢小觑。蒋公中正彼时正如日中天之际,竟也被他们逼得三次下野。此三人之能力由此可见一斑。这其中,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更是功不可没,他的作用仿佛汉初三杰之萧何。我们知道,打仗不光靠前敌将士勇猛,更要看后方钱粮辎重补给,若是断了补给,任何战争都无法继续。而黄绍竑在这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不仅如此,黄绍竑还提倡教育兴国,在他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期间,主持创办了广西大学,聘请马君武为校长。
  只可惜这世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真实的利益。黄绍竑当时在三巨头中排名第二,但他并不甘心只做政务,更不甘心偏安一隅,他希望有更广阔的天地来发挥自己的才干。为此,他先是“越界”将兵放马,意在“军政双全”,不料连遭败绩,使其在新桂系中威望大受打击,心灰意冷之下,黄绍竑决定投蒋。他说:“我们搞了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同蒋介石争天下,肯定是争不过的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去混,一定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对桂系间接有一些帮助。”(博主注:一个‘混’字,表明了黄绍竑的真实内心,不过是个乱世中的投机分子罢了)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愿强人所难,遂同意他离开。临行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召集新桂系高级干部开了一次会议。白崇禧在发言中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巩固。”(博主注:黄绍竑之人格,较之白崇禧差之远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不识时务,却正是中国人骨子里“从一而终”之美德,白崇禧此言,一语道尽华夏民族数千年不倒之原因,可谓中国之脊梁),黄绍竑转投蒋公之后,蒋公君子,自然待其不薄:1932年2月18日任国民政府委员,5月3日任内政部长。1934年为浙江省政府主席,1936年任湖北省主席,抗战后任抗日战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中将加上将衔。1942年转任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当选监察委员。1947年当选监察院副院长。
  但是,蒋介石还是低估了黄绍竑的“野心”,(博主注:黄绍竑此人最大的弱点在于自恃才高、目无余子且野心勃勃。殊不知中国几千年来才高之人比比皆是,若是每个人都不满足,那么国家则永无宁日,所谓君子,在于“安贫守中”,而黄绍竑虽则才高,但坏在无休止的野心,这种野心如果得不到满足,他就会行事不择手段,要他这样的人从一而终,除非给他极大的权力)。1948年国民政府行宪,黄绍竑便重新投向李宗仁,做了李宗仁的竞选参谋长。最终李宗仁得以当选副总统。1948年6月,蒋介石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白崇禧认为是降黜。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拒不前往就任。蒋介石无奈找到黄绍竑,要他去劝。黄绍竑到了上海打电话给白崇禧,白仍说“若是那个人派你来的,没什么好谈的”。黄答:“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不是为了他。”二人一见面,黄绍竑就指着白崇禧说:“你这个诸葛亮也太不亮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还不是老蒋的笼中之’鸟?这次老蒋放你出去,掌握兵权,以后有机会还怕不能和德邻(李宗仁表字)造成一个新局面。”言下之意,就是让白崇禧去武汉掌握军队,一有机会,便支持李宗仁“副总统”取代蒋介石。听了黄绍竑的一番话,白崇禧茅塞顿开,第二天便高高兴兴地到武汉上任去了。最终在徐蚌会战的关键时间,蒋介石急调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的军队援救杜聿明集团,白崇禧让黄维兵团东下救援,蒋介石再调其他部队,白崇禧要么不给运输工具,不让上船,要么干脆对蒋的命令置之不理。蒋徒唤奈何,对白崇禧毫无办法。最终导致蒋的嫡系主力被歼灭,白崇禧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黄绍竑刚刚找到些感觉,但国民政府已然大势已去。
  随着国民政府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李宗仁无奈之下向中共求和。黄绍竑为国民政府方面6个和谈代表之一前往北平,期间,黄绍竑面见了毛泽东。以黄绍竑之投机性格,自然不会忽略这等“面见新君”的机会。但黄绍竑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不好明言“投降”,只能寓意于词,填了两首词《好事近》呈送毛泽东,内中言辞哀婉,自怨自弃,宛若弃妇:“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为着这冤家,误了早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博主注:从词牌名可以明确看出黄绍竑的投降心理,词中大意:“剩有墙边红杏”,这是黄绍竑在抱怨自己得不到国民政府重用,“客里漫愁寂寞”说的是蒋介石和李宗仁都不把自己当自家人,所以有“客人”之感觉,“此时为着这冤家,误了早春约。”这是在夸耀自己的品格,虽然蒋介石、李宗仁不重视自己,但自己还是尽了力的。“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这句是提醒毛泽东,我黄绍竑是个人才,你别再不把我当回事。)。4月16日,黄自北平飞返南京,携中共所提之二十四项要求向国民政府请示,和议条款中有李宗仁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等内容,白崇禧可以带40万兵等等,实际上,黄绍竑此举是在耍两面派,既不得罪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便日后有转圜余地,又可向新主“献功”,但白崇禧以傅作义在北平的20万大军被彻底改编为证据,说:“共産党不可信,绝不是合作,是要我们投降,汉贼不两立。”最终,李宗仁、白崇禧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黄绍竑再一次里外不是人!遂决定撕破伪装投共。
  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在香港通电,正式投共,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和委员副主任等职。(博主注:全是虚职)
  1957年,在大鸣大放时,黄绍竑按耐不住被压抑多年的“委屈”,开始放炮:“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表示,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此言一出,黄绍竑的厄运开始。先是民革于1957年11月13、14日连续召开“大会”批判黄绍竑,会议由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民革主席李济深,副主席蔡廷锴、张治中,中常委、中委、候补中委、各部门负责人,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的全体干部,以及基层组织的干部共七百多人。先是黄绍竑自己做检查,自己“糟蹋”自己。然后,与会众人(大多为黄绍竑旧识故交)群起而攻之。
  民革主席李济深说:“大量事实证明,黄绍竑是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番翻共産党的领导,推番翻人民民主专政,破坏民族团结,推番翻社会主义制度。黄绍竑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纲领,勾结败类有计划地进行阴谋活动。他首先到处为反戈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撑腰,为抗拒改造的地主富农分子说话,并且煽动少数反动学生为他摇旗呐喊。黄绍竑又和广东右派分子罗翼群,在肃反问题和农民问题上向共産党和人民进攻,北呼南应。企图把人民的天下搞乱,使反戈命分子复辟。摆在黄绍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彻底交代,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这是一条光明的路;拒不交代,抗拒改造,这是一条死路,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
  覃异之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酝酿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时候,黄绍竑表示坚决反对。最初黄绍竑企图一笔抹煞广西六百多万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当他这个阴谋被拆穿以后,又想了种种理由来阻挠自治区的成立。黄绍竑过去是骑在广西人民头上的桂系军阀,如果黄绍竑在民族问题上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回到各民族互相仇视、互相残杀的老路上去。”
  邵力子说:“黄绍竑有意借平乐事件夸大缺点,混淆听闻,离间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当政府毫不姑息给予犯了错误的人以严格的处分以后,黄绍竑还想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黄绍竑曾经说,行政处分不够,还要给法律处分,言外之意,就是要杀一批干部。黄绍竑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质问黄绍竑,你过去长期骑在人民头上,罪恶严重,直接或间接屠杀人民和革命干部数以千计,至于因饿、因冻、因灾致死的,更不知凡几,这一笔帐应该怎么算?你应当受什么处分?你曾经扪心自问过吗?”
  卫立煌说:“黄绍竑借平乐事件,恶毒地诬蔑政府是“宣扬成绩,掩盖错误”,是企图抹煞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以达到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阴谋反动统治者复辟。”
  张治中说:“今天,黄绍竑把过去的反动立场原封不动地搬到新社会来,他仇恨新社会的一切成就。黄绍竑必须改变反动的阶级立场,才能认清自己的罪行,彻底交代。要改变立场,首先就必须铲除反动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就是说要否定罪恶的过去,才能认识现在、肯定现在,才能由反动的立场转变到人民立场上来。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来的人,想想看,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作所为那一件不是腐败的、反动的、罪恶的、祸国殃民的,还有丝毫值得留恋的价值吗?譬如人民生活、民主、建设、外交没有为人民为国家做过一件好事。黄绍竑你在浙江、广西为人民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好事呢?什么也没有做,相反的,罪恶重重,这样罪恶的过去,为什么不能否定了呢?”
  焦实斋说:“黄绍竑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人民民主法制。他认为我们的国家“无法可依”。解放八年来到今年9月底为止,我们国家制定了各种法律四千零七十二件。这些法律在国家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而黄绍竑身为人大常委,参加了我们的立法工作,却有意诬蔑我们“无法可依”。这显然可以看出,黄绍竑所需要的法是保护反戈命分子的法,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法。”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开幕前一天,即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建议》,黄绍竑连这些“虚职”都丧失了,从此失去了话语权。黄绍竑绝望之下两次服安眠药自杀未果。“文革”中黄绍竑家被抄,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其实,黄绍竑来李宗仁处是做最后的求救,当他看到李宗仁都自身难保之后,黄绍竑彻底绝望,回家后,以剃刀刎颈自杀。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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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绍竑留有遗书:余投共而罪该万死,

■ 冷眼热风 古荆州 2015-4-22 15:11:31 【作者文集】直接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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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绍竑留有遗书:“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
  
  1980年代,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其平反,并恢复名誉。黄绍竑著有《五十回忆》一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7%BB%8D%E7%AB%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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