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惊变(西安事变)--节选自《蓝衣社》

(发帖人/作者: 广西浦北 天雪杞 )
此仅代表作者观点,文责自负

【天雪杞文集】 联系发帖人:直接联系作者

  第十九章 西线惊变
  
  
  
    几十年后,在台北,几十名原蓝衣社首脑总结西安事变时,认为它“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此时蒋介石的安全工作,由3个人负责。首先是蒋孝先。是时,蒋孝先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防兵变。
  
    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到,“……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明瓦廊,“要表示真诚的合作”。于是,“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腾杰访问》)。
  
    再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天子门生”的势力,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天然地有护卫蒋介石的职责。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其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年夏,张学良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在刘少奇、薄一波的秘密活动下,“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共党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他们在王曲镇训练军官,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没有制止张学良的自行招募,因此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发现王曲镇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蒋介石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9、10月间,在南京,张学良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群说过,“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腐败、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台。
  
    兵变在3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在西北时期,杨震亚屡次奉命“整饬军纪”,这些整饬工作徒劳无功,却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没错,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目中无人的蒋孝先,就因为禁绝贩毒、检查军纪等工作,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天,也是半夜,他和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发现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拥了过来,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梭子。
  
    “天下第一侍卫”毛庆祥几十年后谈到,枪毙蒋孝先,“似有报仇之迹象”。这个迹象异常明显。另一黄埔生陈继承也得罪过奉军,名字的相近,使陈诚这一夜险些身遭不测。叛兵冲进陈诚住所时,陈诚也如实交代了姓名,但他浓重的浙江青田口音,使叛兵误听为“陈继承”。要举枪射击时,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大声叫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陈诚幸免于难。
  
    随即,陈诚被押解到陕西交通银行的地下室。在这里,他见到了衣裳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随后被遣送到这里的曾扩情。
  
    特务处的王新衡10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他看到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象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肃政训处大院,象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葛武綮、赵龙文。随后,兰州与西安一样,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随着西安、兰州两地的城门紧闭,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了。天亮后,张学良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部队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人员后,甚至顺手把史沫特莱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也有侥幸者。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民房潜伏了下来。他收买了户主,一直胆战心惊地躲藏,次日,搜捕结束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电话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天宫、鸡鹅巷53号。
  
    拍发密电到南京的,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满洲土生土长的子弟,早已被原调查课收买。是这封电报,使朝天宫比整个南京要早7个小时获知兵变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
  
    12日下午四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蒋斌密电。一接收电报,邓文仪即以书记长身份,拍发两份半是命令、半是协商的电报。一是给驻扎在陕西汉中的王耀武 51师,要求其急速调动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另一份要求驻扎潼关和洛阳之间的董钊28师,迅速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应付变乱”。
  
    随即,邓文仪召集蓝衣社的紧急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混乱不堪的朝天宫整整耗费了几个小时,才通知到30余名魁首。当夜8时或9时,会议在明瓦廊举行。
  
    邓文仪简洁扼要地通报了事变。随后,已有一年半和朝天宫不相通气的戴笠,也通报了西安消息。会议确定了三个主题,“营救领袖”、“稳定局面”和“敉平叛乱”。
  
    关于“营救领袖”的方略,邓文仪知会了给王耀武、董钊的两电后,博得一片彩声,武力解决立即成为压倒性意见。桂永清、潘佑强更主张西安周边的一切精锐部队,星夜进发,包围西安,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
  
    干国勋后来写到,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接下来是“稳定局面”。这是一个后来使南京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这么做,是防止各地军阀的连锁反应。但在座30余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石死于西安。也就是说,“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所谓的“南京区”,含长江下游江苏、安徽两省。这个检讨极其简单,贺衷寒一锤定音:对其它派系,蓝衣社在南京区有着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永清精锐的教导总队,吉简章的宪兵团,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
  
    比起南京区,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却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武汉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武汉以西,是军阀割据的四川、西康,以南是反蒋最激的桂系。它是南京屏障。
  
    更要命的是,当时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中的大哥黄绍宏。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的主力,是俞济时36师、丁炳权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达3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此外,武汉绥靖主任何成睿的部队,在政训处、调查课的多年经营下,已“皆属可靠”。三镇以外,蓝衣社在宜昌、沙市、鄂东武穴、鄂北的襄阳和老河口等战略要地,也都被认为“有相当力量”。
  
    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睿”以稳定武汉区。但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在贺衷寒的提议下,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寒用了春秋笔法,他谈到何成睿“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床,他担心何在“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因此,“为策安全”,在何成睿“不能负责”时,应“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只有干国勋。贺衷寒语气严峻深冷地对他说,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这个无视政学、CC两系存在,后来被认为“包藏祸心”的说法,得到的是一片赞叹。同时,干国勋也被命令,10小时后即坐早班飞机到武汉,向俞济时、丁炳权等通报会议决定,并向何成睿转交一封由邓文仪、贺衷寒共同具名的信。
  
    这封信把干国勋明确为朝天宫的“驻汉代表”。也就是说,被拟定为总指挥的“皇亲国戚”俞济时,掌握的只是军事,不能调度蓝衣社的湖北人马。
  
    对上海、北平两区的讨论相对简洁。上海区含浙江、江西,复兴社与别动队势力均极为庞大,“万无一失”。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应付巨变,因此,要务是派出特使,以“安抚”宋哲元、万福麟两部。
  
    至于开封区,开封区的势力,一是肖作霖、萧洒负责的河南分社,另一是蓝衣社完全控制的洛阳空军学校和洛阳机场。由于当夜,河南分社无人与会,而能够最迅速对西安形成威胁的,就是空军。于是,开封区的讨论,围绕着在洛阳的那十几架飞机。
  
    蒋坚忍受命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一是调动洛阳飞机“监视”西安,再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紧接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敉平叛乱”。在武力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军队调度的问题。会议先是决定派出几十人作为蓝衣社特使,分赴各省,与各部队长官“联络”,不能使他们支持的话,也要力求“中立”;然后,决定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三天内出发,以教导总队、关麟征师、胡宗南一部为主力,进击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11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南京,引发恐慌。南京各首要人物将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列席,随时通报情况。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与蓝衣社召集疲塌,却论调鲜明的会议相反,在丁家桥的联席会议,进行得极为迅速,不过半个小时后,一百多人都匆忙赶到会场,但这个大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家族等贵戚力主“设法安抚”,并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唯一生机;而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立即派兵”。
  
    这一夜,丁家桥的混乱达到了顶点,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默的人群”。争吵中,甚至所有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团内部,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民国深层次的疲软、脆弱,衣冠顶戴底下的市侩本色,在会场的发言里也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一夜,无数军人政要都出言讽刺孔宋贵戚“只为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这种刺耳的轻蔑,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倒的猢狲。戴季陶更当众说出了“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的话。
  
    争吵到次日凌晨二时许,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此时,“元老”戴传贤再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压倒了全部嘈杂的声音。
  
    戴传贤的话语既慷慨又有节制,他认为,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国将留下一个笑柄。因此,“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置”。
  
    这番言辞平息了会场的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喋喋不休。但紧跟着出笼的,不过是一个四平八稳、内容空洞的“剿抚兼施”的决议。决议先是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奉军也由南京直接指挥。
  
    在兵变已生、奉军的机枪和工事冷冰冰地对峙南京的时候,这个罢免不过是空话一句。接着,是按照南京惯有的讨价还价、平衡妥协,进行人事安排。主和最力的孔祥熙负责行政院,而主战最力的何应钦负责军委会。
  
    这个安排,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主和派都是文官,他们虽然接管了行政院,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能够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吗?反过来,临时产生的新的军委会,则反映了主战派的主动地位。
  
    这一夜,经过颇费心思的“推选”,军委会的常委由5人改为7人。除蒋介石依然挂名、何应钦是实力派外,其余5人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如李烈钧、陈绍宽等。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不可能干涉任何决策。更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到,“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决议,要战还是和,就是何应钦的一句话。列席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于是,决议几乎刚刚形成,他就匆忙赶到明瓦廊,向贺衷寒、邓文仪汇报说,会议的结果是赞成“何应钦出来与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当夜,30余人继续计议,一直到天色大亮。他们把先前的讨论又细化为五项决定后,才匆忙散会。几十年后,贺衷寒夫人许克黄在台湾回忆到,贺衷寒回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明瓦廊后半夜的“五项决定”,在事变解决后被蒋介石视为蓝衣社试图让他丧命西安、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其第一项的八字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字不过是欲盖弥彰。
  
    方针之后是行动。第二项是在上报军政部之前、蓝衣社就决定自行动手的,“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不久后,蒋介石以一种深受欺辱的口吻质问:西安附近,密布近百万大军,真是要“营救领袖”的话,何必舍近求远?这么做与其说是要敉平奉军,不如说蓝衣社想一举控制西北。
  
    第三项,是命令蓝衣社各级组织进行“全体动员”。动员起来做什么?是“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和“发动舆论”。但掩盖在字面下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这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要进行一连串的、遍地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三项都可归咎于蓝衣社组织的话,那么,第四项就可以看作是贺衷寒个人“狼子野心”的明证。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将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黄埔的原“政治领袖”贺衷寒。
  
    为什么通电不发动以前的教育长、教官,如张治中、程潜,甚至也一力主战的何应钦呢?谁能说,贺衷寒不是想以此捞足政治资本呢?至于最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五项决定,最先执行的是第四项。几乎刚刚散会,贺衷寒就布置人手草拟通电文稿。他极重视这个仅寥寥200余字的文稿,先是让宣传处的一个组长、留法博士张隆延起草,继而由白瑜修改,最后是自己字斟句酌、校稿修改,到13日中午才告定稿。
  
    当日中午,贺衷寒惊人的活动能力再次显示。短短一个多小时,176名青年将军即在电稿上签名。当日午后,通电发往西安。它虽然也勒令张学良“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但即使几十年后,蓝衣社首脑自己也都认为,通电倾于“讨伐”,它的不留余地、措辞强硬,使内战几乎一触即发。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即使平日丝毫不关心国事的,也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按邓文仪、贺衷寒的命令,桂永清率1万2千余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虽然这一批飞机仅仅意在“侦察”、散发传单,但它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无数恫吓时,“轰炸西安”的阴霾,就重重地压抑在叛军的心头上。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几乎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样被众说纷纭的女人。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要这个基督徒、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丁家桥那无数叵测的居心、各自的如意算盘,并去融合西安的数万叛军、陕北那数万已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而她也终于改写了蒋的命运。
  
    事变当夜,宋美龄逗留在上海。惊悉事变后,她匆忙搭乘夜车,于13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一下车,她就到孔祥熙公馆询问联席会议情景。随后,她也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始终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女人进行的彻底羞辱。宋美龄后来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写到,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许多人悄声责骂蒋介石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她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然而她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意。
  
    紧接着有人责难,蒋介石如果不去西安,则“可免躬蹈危机者”。对此,宋美龄态度平和,却机锋暗藏。她回答到,这是蒋介石“为国家大计”的“冒险犯难”。况且考虑安全并非蒋介石的分内之事,这是蒋介石的部下、左右,包括在座这一百余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个回答把球踢回到那帮官僚的手上。而后,比较核心的观点拿出来了,戴季陶谈到,“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
  
    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宋美龄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了“兵临城下”、但要“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威慑张、杨,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另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这个讲话,既是多种观点、多个选择的折中,又为和平解决争取了时间。最后宋美龄以沉静、略略忧伤,然而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她的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她的兄长、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先后以私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哗然。它先是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继而征服了一群态度最强硬的军人。何应钦终于表示:愿意等待消息,在20日之前,不进攻西安。
  
    这样,宋美龄争取到了一周时间。然而短暂的一夜后,她就看到了一个潜伏的,却更加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月14日,星期一。按惯例,这一天各地党部都要进行“总理纪念周”仪式。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不仅中央党部的数百名工作人员,而且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都聚集在丁家桥。纪念周进行过后,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元老”居正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敉平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它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然挺身。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嘎然而止。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整个人象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而台下,整个会堂都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更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光投向了贺衷寒。
  
    对这个举动,后来有许多或理解、或同情、或市侩、或官僚的阐述。作为贺衷寒的密友,当时被囚禁在西安的肖赞育,几十年后转述时,意味深长地说到,这“充分表现了他那时情绪的激动”。
  
    这种情绪的不能自治,何止是在会堂?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她先找到邓文仪,随后又让邓文仪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白瑜回忆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从武汉刚刚赶回南京的康泽,也聆听到宋美龄温和、沉勇的劝解。后来他在《自述》里写到,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一直坐在宋美龄身侧的贺衷寒,却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眼压制了邓文仪等人的附和。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开始亲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赤裸裸地把蒋介石当作一个死人、“烈士”,随后声明要把张、杨二人粉身碎骨。“……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誓死以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完全失控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国”的懦夫。
  
    他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他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人更多,达275人。
  
    公开信在次日,以比通电更大的规模,在海内外发表。印制着它的传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这一天洛阳飞机已开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论”的指令开始显示力量。在他们的策动下,全国的“赴难讨逆”浪潮,象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4日,在干国勋的推动下,武汉警备司令部发表戒严令。与此同时,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这些傀儡团体,纷纷或以集会请愿、或以拍发电报的方式,要求南京即刻讨伐西安。武汉的十余个复兴社学生小组,立即煽动组织“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极度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当日,湖北28名将军,也联名电告南京,“枕戈待命”。但哪里是什么待命?驻鄂军队一部,已向襄阳方向进发。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都在他们的策动下,变成了民众呼吁“讨伐”的声音。……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所,师生数千人,但14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据参与者回忆,“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小时之久”。次日,广州也有5千余人集会,声称代表广东千万民众,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
  
    16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开始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接着,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准备在下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召开这个大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蒋介石也“在所不惜”!
  
    于是,这一天,也就是12月16日的午后,丁家桥终于单方面地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的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者,新闻单位从社长、总编到撰稿人,均可以“异党疑犯”的名义,逮捕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几十年后,已被历史抛弃在台湾的那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还不无得意地谈到,“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顶峰。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2,000名蓝衣社军官,都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与出席大多数正规场合一样,他们都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黄埔建军以来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那样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蒋介石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了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两颗金星、一条四等云麾勋章,对应着他满脸的疲惫、眼中的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这个动员,在数以百计的回忆资料里都没有详细记录。一些与会者都只简单地记载,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就领着与会者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2,000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接着是第二个安排。这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将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其中的数十名军官为指挥,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他显得既悲痛沉重、又踌躇满志。
  
    所谓“白衣誓师”,是早已腐败不堪、异常涣散的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际,说不清是正剧、悲剧还是闹剧的一场大戏。这的确只是一出戏,与其说这出戏是给西安看的,不如说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以达到或“不战屈人之兵”、或火中取栗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在丁家桥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要“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举动的明目张胆,大大超出了南京的意料。当夜,南京官场就开始窃窃私议,众口一声地认为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不仅是这些冷眼旁观者。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此时南京最显赫的人物——何应钦——的头上。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他能妄想依靠这些人,来取代蒋介石吗?
  
    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上,事实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而认识到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的,又何止是何应钦、南京官场?它也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邓将军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贺衷寒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制造的咄咄声势,却适得其反。“白衣誓师”不仅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虽然在对CC、何应钦两度无功后,他已孤注一掷,严令洛阳空军、教导总队立即进军西安,以制造人力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天违人意,紧接着浸濡它的,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在当天曾给西安带来巨大恐慌。史沫特莱通过“红军朋友”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更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的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象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即使张学良在城内的区区400人的卫队,也相信大战立即就要爆发,南京的飞机、重炮、装甲车,将把西安化为齑粉。一些人已悄悄准备便装,打算溜之大吉。……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镑重的炸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高大的建筑。刚满50岁的蒋介石,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终于阻止住了战争。17日清晨,当一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日依然大雪。大雪也阻止了桂永清部队的步伐。他们炮衣已卸、子弹上膛,但却被大雪强留在了渭河南岸。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极端隐秘的“患得患失”心态,终于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个当然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丁家桥的会议里,已经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再非议蒋介石了。事变已经一周,那些善于象老鼠一般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已经都在嘀咕了: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宋美龄由此把握住了蒋介石的性命。同时,“患得患失”的神经,何止贯穿于南京?它更贯穿着无比沉闷、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贯穿着担心“死无葬身之地”、几近歇斯底里的西安数万军人。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日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利用自己举世无双的对权力平衡、人物心态的把握,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2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机场。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是张学良,以及宋美龄先后派遣往西安的两个私人特使,宋子文和端纳,对蒋介石艰难游说的结果。它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一改沉默、观望的姿态,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南京的主战力量,只剩下了孤单、且已心生悔意的何应钦,与更孤零零的蓝衣社。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也即是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1972年7月19日)。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其事地用来四处动员,乃至几十年后,还被用作他们无数居心叵测的举动的辩解。20日,在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歼敌数百、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洛阳空军对蒋介石、贺衷寒截然相反的命令,做了投机处理。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攻击。是役,奉军刘多荃、缪徵流两师据险列阵,并以七寸五口径重炮轰击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以18辆轻装甲车为先锋,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军胶作一团。
  
    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大批三寸榴弹炮、迫击炮、平射炮的掩护下,猛烈进攻。一万余人在东西赤水之间,往来冲突,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大部。
  
    至下午四时,10小时的激战后,奉军终于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近3千,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
  
    当日,教导总队占领东西赤水,并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猛扑渭南。坐在一部道奇吉普里的桂永清,口气铿锵地下令:21日驻扎渭南县城,23日之内,攻陷西安!
  
    渭南果然在21日被一举占领。36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
  
    这种感觉可能是来自混乱一团的西安,其脉搏、心灵,在短短四天内就被那个身影不时出没、语言爽朗、态度灵活的“红色黄埔”领袖,周恩来,给把握住了。也可能是因为即将抵达西安的另一架飞机。
  
    这一天,宋子文、端纳飞回南京,接宋美龄同往西安。后来宋美龄说,“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于是,她不顾劝阻,在第二天,充满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
  
    和她一样满是信心的女性,还有一个。那就是蒋鼎文夫人。宋美龄后来说她“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
  
    在宋美龄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那就是戴笠。一直到登机以前,宋美龄还不愿让戴笠同行,但此时他出示了张学良的一封短信。短信是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的,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此时,教导总队还在陕南的沃野上,沿着铁路向西安推进。一本英文的关于端纳的传记,写到这些进攻的军人:“……不过,他们受到他们自己的炸弹炸坏了的铁轨和山上滚下来的雪堆的阻碍。”
  
    飞机经过洛阳。宋美龄在上空俯视洛阳机场,看到轰炸机罗列待发,她“心坎突增阴影,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在洛阳,宋美龄温和里带着不容违抗的强硬:不得委员长命令,不得有任何飞机逼近西安。
  
    再后,飞机飞过华山,飞到一个平原的上空。宋美龄说,离开洛阳后,她就产生了前途渺茫的“悬悬”感。而在临近西安的此时,那本关于端纳的传记写到:
  
    “……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
  
    “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
  
    “请答应我吧。她说道。……”
  
    最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张学良。见到了她的丈夫蒋介石。在见到蒋介石后,蒋介石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在被俘的10天里,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很少的话语,不是“你们杀了我吧”,就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都不能说清楚他。仿佛,这个人就和那50年的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直面着伦理、宗族的虚伪和脆弱。与那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又何况,他有那么良好的军事背景,他的导师是孙中山。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40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党,一种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在这里,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他以“第二期革命”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及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他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嘎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几乎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潮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难以置信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于是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蒋介石的妻侄毛庆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谈到,“(西安)事变后,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于有了醍醐灌顶、 “大彻大悟”的一天。
  
    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他已经30岁出头了,他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芥一般的中尉。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的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 “闽变”、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是谁的天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23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当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这一天,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他旋即回到开封,甚至不和河南主席刘恃商量,就大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日,河南民军已扩张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与戴笠不同,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是由戴笠来进行。同党本是同林鸟,但大难来时各自飞,或者,他是第一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拂的“小老弟”了。
  
    这一天,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己这个“车”。
  
    与蒋介石、戴笠乃至胡宗南相比,这一天乃至接下去依然风雷激荡的一两天,最闲适的莫过于康泽。
  
    事变期间的康泽行踪,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各种说法相互矛盾。《康泽自述》谈到,在接到逃出西安的别动队唐汝昌电话后,他立即赶赴南京,先造访戴季陶、顾祝同,对戴季陶的主战“深以为然”。随后,是14日午后宋美龄的讲话,以及《敬告民众书》的火药味,才唤醒他近乎本能的一丝不安,一种警觉。
  
    他由此远离着朝天宫危机四伏的风头浪尖,到武汉开始“静默观察时局”。但当时在武汉的邱开基、干国勋,都说“他不曾赴南京”,干国勋更言语确凿地声称,13日他“在九江水上机场”换乘飞机时,“康泽登机,同往汉口”。
  
    不管康泽是不是曾到南京,他对蒋介石生死的漠然,却痕迹处处。这个33岁的务实而自负的青年,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已毫不掩饰自己对蒋介石的疏远。如果说,这个被认为“做事负责、从不苟且、亦无嗜好”的人,这个“生活严肃、并重然诺”的人,在两三年前,曾经头脑发热地以为自己有望成为“蒋氏接班人”、而显得极其热衷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只是以一种“当差”的市井态度,来“以不变应万变”地眺望西安。
  
    这种极其复杂的心路,转折点是一张窄窄的、只有两指宽的电报纸。他对别动队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因此,这一年春天,当戴笠和邱开基为缉私处这个肥缺争夺得不可开交时,蒋介石让他接替邱开基,以平衡人事。他先是婉言拒绝,说“缉私处是和烟贩、流氓打交道,与我本性不符”,后来又以“功臣”、门生的私人姿态,几次抗拒到任。蒋介石一怒之下,要他三日到武汉,“违则军法处置”。
  
    这纸电文犹如一瓢凉水,激醒了康泽。伴君如伴虎,千古不易。他有才干,他自负,然而在蒋介石的心中,一个小小的康泽又算得了什么?“接班人”,看似和他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哪里是他这个既非浙江出身、又无兵权的人所能迈过去的?
  
    他是朝天宫的“实力派”,但他却不是民国的实力派。他只有别动队,就连别动队大权的予夺,还不就是蒋介石的一句话?
  
    蒋介石是生是死,乃至“蒋后”是何应钦、贺衷寒还是陈立夫?都和他没有干系。他不会再有朝天宫、“湖南派”那书生气十足的张扬和野心了,更不会象戴笠这个政治赌徒那样,以自己的肉体、身躯,去做孤注一掷的赌注。
  
    于是,他拒绝在《敬告民众书》上签名,更没有参加“白衣誓师”。炮标礼堂喧哗一片时,邓文仪曾措辞客气地在电话里,要求他“派遣别动队一部,到南京警卫”,他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
  
    康泽,是这个巨变时刻一个罕见的“独行侠”。
  
    各怀心思的23日,在西安无数活跃的身影中,两个都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对这个女人来说,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四个人,包括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年的圣诞节,在西安,是蒋介石赢了。
  
    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英文版的端纳传记,描写了飞机起飞后的情景:
  
    “……过一会儿,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飞机回到南京的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观察了他的乘客的神情。少帅的脸绷得紧紧的。蒋介石面容憔悴,正睡在飞机的单人舱里。蒋夫人望着窗外,唇边略带幸福的微笑。端纳则独自在那儿发笑。宋子文偶尔看看报纸。”
  
    当夜,蒋介石留宿洛阳。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蒋介石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肃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几十年来,许多魁首一直纷纷猜测停办《中国日报》的原因。一些魁首认为,这纯粹是报纸本身的问题。自康泽离任宣传处后,这份报纸每况愈下,以至于蓝衣社干事会曾专门草拟报告,要求蒋介石拨专款十万元,以“改组报纸”。
  
    报告被蒋介石粗鲁地否决了。一个叫王大中的魁首回忆,蒋介石认为“该报办得不好、费用太高”,甚至要追究“是谁提出该建议”。这样,脱险后,蒋介石是借题发挥地停办这份报纸来出气。
  
    这个说法太过牵强。另一个说法是,当年蒋介石50岁寿辰时,《中国日报》曾出一期特刊。此举让蒋介石极为不悦,曾说到他的学生“不应歌颂他的寿日”。这是远因。近因则是26日这一天,该报以“脱险回京”的标题,惹怒了蒋介石,认为“有失对领袖的崇敬之意”。
  
    但果真是因为这样的鸡毛蒜皮的细节吗?拿这样的细节来解释,只是朝天宫此时大厦将倾、惶惶不可终日的一个明证。事实上,它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
  
    还不仅于此。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3名外国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8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8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DaDao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年秋天,这两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大为震怒,训斥为 “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于是,处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静过于招摇,被蒋介石认为“必有异心”。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戴笠奉命调查的罪名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1936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区区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的一大笔钱。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曾在溪口召见过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出于复杂动机,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一直到1937年2月,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到,“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腾杰。在蓝衣社经受了5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32岁的青年,似乎已经无复当年的热情、自信、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还显示着他身体里,依然潜伏着的、只要有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蒋介石面前,似乎也拘谨了,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让陈布雷草拟任命书。腾杰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他此时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方,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整军的结果,是四川一省在早期抗战中,一举出动兵员30万、民夫500万。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衷寒。这次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是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在黄埔的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这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在将要把贺衷寒打发出去以前,他终于也让贺衷寒与陈立夫、康泽等人一起,去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但贺衷寒此后10余年的郁郁不得志,还是从这个午后开始了。三个多月后,他被派出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也在西安被俘特务处人物王新衡,几十年后更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在出国以前,“曾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不过对此,与贺衷寒私交极好的肖赞育、袁守谦,一直坚持“绝无此事”。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本文是主题:“西线惊变(西安事变)--节选自《蓝衣社》”讨论中的一个帖子


2008-3-30 1:49:57

【天雪杞文集】 联系发帖人:直接联系作者

【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