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

(发帖人/作者: 澳大利亚 雪儿简思 )
此仅代表作者观点,文责自负

【雪儿简思文集】 联系发帖人:直接联系作者

  作者: Shel JeAnns
  
  
|廊图|
作者: Shel JeAnns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满载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上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 (该事件首次全景披露请参见拙作《大东亚的沉没》,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仍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症”
  
  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遇险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Hanneken)的证词。然而,汉纳根在指控日本军舰杀害落水者的同时,也说道:“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上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我们自己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健忘症”,令我们在不断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必要)的同时,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视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健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们在控诉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所带来的制度层面、乃至人文层面上的更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军托管的两年间,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联军的军政府“都统衙门”在庞杂的拆迁过程中,以契约精神对拆迁户的利益进行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这一事件在当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请参见拙作《八国联军是怎么在天津搞拆迁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于对近代史一些关键人物,诸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文等的评价,我们莫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脸谱化和戏剧化,党同伐异。比如,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痛斥着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尽管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了孙文的南方政府曾更为主动、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
  
  至于现代史,则更是禁区林立,健忘与“修正”俯拾皆是。国共内战和文革武斗中,亦充满冷血与残暴,其对民族的警醒作用更是不输于任何外侮,却始终没有为此鸣响过一声汽笛、敬献过一束鲜花,以至于“谷子地”那一声迟到的《集结号》,居然引得万众落泪、亿民同悲;而巴金那一册虽然坦率却不深刻的《随想录》,俨然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这种史识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评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我们史家“裁缝”们的特性。“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中日两国却“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人能将恶魔也奉为英雄世代祭祀,而我们则将英雄也一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干净”。
  
  
  
  苍白无力的悲情
  
  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表现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看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经常是我们成百上千人被十几个日本兵看管着就能分批杀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几个日本兵干掉。是我们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是都在指望着别人挑头呢?毕竟,挑头的人基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以德抱怨”的单恋
  
  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得重于纪念抗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对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如从党派政治的角度寻找理由,挤一挤总是有的:为了争夺日本的支持,海峡两岸比着表现大国风度和天朝慷慨。但毫无疑问,此种以德抱怨,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实依然是屈从了内斗需要、牺牲了民族利益的一场悲剧。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圆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产物(请参见拙作《一人为刚万夫柔》,本刊2008年3月上)。放弃对日索赔,在我看来,还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未必领情。
  
  
  
  正义就是力量?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同时,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则(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外,核心只有一个词:权力。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宗方小太郎执笔)。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而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1871年),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就已经“义正词严”地反对清政府在文件中自称“中国”,而只能写为“大清”。在那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中,韩国人则充满正义地将中国人与日本人、俄国人一概丑化,这对华人观众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主义”的妖魔
  
  
  
  与喜欢沉溺于虚幻的“正义”感一样,在我们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我曾经收集了满蒙开拓团的一些影象和图片,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武装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军国主义”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
  
  另一种妖魔化,就是过度解读并拘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恶魔的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此,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事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却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实行某种宽容的统治(如同他们的谋士倡议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宁、市井俨然,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对日控诉的力度呢?
  
  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将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衣炮弹”面前,丧失分辨力。
  
  
  
  汉奸的基因
  
  在中日关系的话题中,有一个沉重的词总是绕不开去:汉奸。
  
  虽然李安的影片《色戒》令国人更多走出对汉奸的脸谱化观感,但在华语世界中,无论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汉奸”依然是皆云可杀的,网络上愤青们骂人最狠的词就是“汉奸”。
  
  究竟什么是“汉奸”,这其实如同“正义”一样,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大的词。被日本人逼着签二十一条的袁世凯,曾被骂为汉奸;拿了卢布依靠苏联力量北伐的孙文,也曾被骂为汉奸;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更是频繁地互指汉奸,如同此前互指为匪一样;甚至光复后,沦陷区的百业百姓都被带了“伪”字头,连学生也被称为“伪学生”,不予承认“伪学历”,因此引爆学潮,培养了一群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如今,汉奸更是籍着网络的光速,而成为新时代的使用频率极高的中文词汇之一。对于一个自甲申年来饱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内部争斗的民族,标准并不严密、执行更具弹性的“汉奸”自然是十分高产的。
  
  将误国、卖国的责任一骨脑儿归咎于“汉奸”(在汉奸本身或许是咎由自取),某种程度上是对集体责任的最好规避。这与古代的归咎于“女人误国”的手法是一致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花蕊夫人的千古绝唱不仅骂尽天下窝囊儿郎,更也揭开了“大多数”对责任的推卸本能。
  
  欧洲历史上,对待 “汉奸”还是很宽容的。原则上多将战争当做职业军人们之间的争斗,“民众根本不需要惧怕敌人的剑”,平民服从并协助占领军,不被看作是卖国行为,只需要向胜利的一方缴纳该缴纳的一切,变化的无非是换了个收租人而已。战争中各方的民众都有服务过占领军的经历。
  
  在这一“战争与平民权利”的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是曾长期担任巴解组织外交官员的卡玛纳布丝(Karma Nabulsi)。这位看惯了血与火征战的女性,在《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书中,以历史学的方式分析了欧洲战争哲学及其法律层面上的演变。她认为,大多数愿意主动做顺民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对内的惧怕远远大于对外,而他们的自愿合作,也基本被占领当局认为是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动。
  
  如我们借用卡玛纳布丝的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曾经的遍地“汉奸”: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私利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力),谁能有权利指责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军的刺刀底下做顺民,以换取“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草根阶级呢?谁又能阻止野心家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拥寇自重、拥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换代之实呢?
  
  在卡玛纳布丝的故乡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也展现出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本事,这似乎说明,在政治生态没有民主的基础上,抵御外侮往往只能成为有识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价借口而已。(>>>>>西式“汉奸”:刺刀下的顺从与无奈?)
  
  
  
  口水抗日的历史渊源
  
  1895,日本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营提交了一份中国政情报告《对华迩言》。报告中,他对中国那些“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的主战派,不屑一顾。
  
  这些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 “声泪并发,罔知所措”(《翁文恭公日记》),而此时,“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高阳《翁同龢传》)。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七旬老翁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 (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评价翁同龢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尽管对李鸿章也颇有微词,但显然对“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更为蔑视。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蹇蹇录》)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鸿章传》)
  
  这种口水抗日风,至今犹盛,情绪化、非理性的反日言论,充斥了中文网络。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
  
  对待日本,我们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对待历史伤疤,我们受够了把眼泪当作膏药。接下来,该做回越王勾践了吧?那就从反省自己、研究敌人开始吧。

作者博客网址:http://hexun.com/sheljeanns/default.html

同类阅读: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 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本文是主题:“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讨论中的一个帖子


2008-3-16 21:09:29

【雪儿简思文集】 联系发帖人:直接联系作者

【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