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珍之死与段祺瑞终生食素

(发帖人/作者: 广西 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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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中国学生都是学过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 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 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 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 》《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 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 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 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国务院总辞职,段祺瑞执政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政权。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 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段祺瑞执政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以上史料,请参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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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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