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言若反”谈起

(发帖人/作者: 安徽省 风尘寒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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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正言若反”谈起(谈国家统一和安全)
    
    中国古代先哲老子在《道德经》第78章有“正言若反”一说,千百年来,此言却渐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被多数国人所遗忘,鲜有提及,而他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辨若纳、大成若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枉则直、曲则全等名句,却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甚被哲者奉为修身处事之圭臬。“正言若反”就是简单概括了以上各类现象变化的一般规律,即正面的东西表现出来的现象就象有其反面的一样,将其普及化也可作“正道若反”来理解,这种规律形式表现出的内涵往往更符合辨证的思想,才更接近于“道”的要求。
    利用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许多方面推而广之,将这种思想作为指导我们行为或做事的一般准则。长期以来“正道若反”的思想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国人行为操守,体现出一种高尚的品格、包容的性格、豁达的人生境界,这样的人也常被论为高人,对做任何事情都留有余地,不落井下石,不置人于死地,而这样的思想只是局限在个人的修生方面。但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国人却漠视这种规律的存在,常喜欢追求完美与绝对。于是崇尚集权专專製,主宰别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成为贯穿于中国历朝历代纷争的主旋律,从华夏文明立国之初,各式帝王都集千百荣耀于一身,成为理想的化身。于是在历史长河中无数英雄竞相效仿,打着各种旗号,在历史告舞台上演绎舒缓激越、悲壮轻柔等众多曲目,有功成名就、有杀生成仁、有壮志未筹、有身败名裂,于是在血雨腥风、巧取豪夺中,国人经历着集权的煎熬,承受着征服与为人臣的惊虑!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正言若反”规律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指导意义,主要从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两方面来看。在对于国家的统一方面,用“正言若反”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最大的国家统一就好象有个体独立一般,就是要求统一过程中也要讲究保持单位个体的独立性,尊重个人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彻底的臣服或者是被奴役的感觉;对于执政者的安全,我们可以理解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就好象有危险的存在一样,要让执政主体有竞争意识,这一思想也正和孟子的“生于忧患”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安全要和忧患相伴而生!
    何谓“最大的国家统一就好象国家有独立一般”,环顾我们四周,其实早有先例,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初的建国是在13个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州与州相互之间并没有要求绝对的统一,并且各州都有自己非常独立的行政权力,他们可以制定本州的相关法律,州领导者也不受联邦政府的任免,只接受选民的主导和监督,这样各州的负责人就有了非常独立的权力,在职位上不需要过得很卑微和看某个人的脸色行事,这样反而能调动他们的创造性、主动性,独立的处理本州事务,同时又在联邦政体的统一领导下,参与国家和设会事务的建设,在客观上实践着“正言若反”的规律,才真正实现了对人性极大解放。在尊重个人以及各级组织权益的基础上,才能使人人参与国家建设中去,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欧盟的崛起,在欧州大地上存在着四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在社会生活、民族、宗教、习俗等存在着众多差异,在历史的进程中,曾和中华大地一样,各国相互有过无数次的仇杀与征伐,特别突出的有两次激荡整个欧洲的战争,一是法国拿破仑进行的对整个欧洲的征伐,另一个是希特勒引领的纳粹德国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都是为维护本国利益,征服欧洲、领导欧洲建立一个绝对统一的欧洲进行的,但他们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而这两次大战曾深远的影响着整个欧洲大地。在血的教训面前,欧洲大地进行了深刻反省,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德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欧盟取代欧共体,在保持各国原有特色基础上,欧盟统一了货币、贸易一体化、成立欧洲议会、制定了欧洲宪法,用和平与尊重的方式经过曲折的努力,逐渐完成着大欧洲的统一进程,但各国在保持各自利益方面又是非常独立的,它们拥着作为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力。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又一伟大进步,既保持着国家的相对独立,又能享受到大一统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实惠。在这种尊重与诚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盟,给予各国人民充分享有自由的空间,充分展示了各人的个性解放,又很好的解决了不同国家各类资源相互吸引、需求的矛盾,这是一种大气魄,非简单、粗暴或急功近利的心态所能做好的!这种统一下的独立也正是符合着“正言若反”的规律。
    “最大的国家统一就好象国家有独立一般”这种情况,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曾有过出现吗?通过相关文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分封制也能体现出这一思想,但在家天下、私有制的大环境下,没有科学的约束机制,对统一与独立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当时的分封诸候就不能很好把握,极易形成君临天下或诸侯割据的局面,因此就一直没有形成较成熟的正确处理统一与分裂关系的机制,而造成了国人竭力追求极权专專製的局面,形成了追求绝对统一和绝对安全的传统习惯在延续。
    下面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地方政权由相对独立走向依附关系的历史进程,让我们更清楚地透析其中历史演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在黄帝统一黄河流域时期,当时各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风俗、文化、信仰等民族特色,那时的统一还是在各部落相对独立的基础之上,部落的领导者都由推选产生,是对帝王仁爱风格推崇,具有很强的公信力,相互建立统一的基础是一种诚信的默契,这时的先王,我想是没有让各个部落或个人臣服的愿望!以舜为例,据《史记》记载,舜的为人,“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体现出舜的人格魅力,个人凝聚力,这些零散的记录,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的诚信交往情况。这种初始的在公平诚信、又能保持各部落独立基础上的大一统,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充分交流和大融合、大发展,当时的战争也只是对破坏诚信、侵犯公信力的人进行惩罚,邀约各部落在公信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惩治。这种仁爱、包容、公正、友善的治国方式,曾长期影响着国人,在历史进程中,成为各式帝王英明的典范,民众神圣向往。但这种人类最原始、本能的管理方式并没有形成一种机制去上升到理论的角度去执行,只是以一种经验的、惯性的方式在传承,而西方国家却将自下而上的推选方式,用选票选举的方式落实下来,成为一种选举制度。
    从夏启开启家天下后,限于当时的交通信息,以及生产力状况,各部落独立性还是比较明显,部落首领都是由当地民众信赖的人士出任,这时的部落也跟着转化为诸侯。当国家的领导者丧失道德、玩弄权力,当时却没有形成文明的约束机制,来罢免这样的领导者,而是通过武力手段,群起而攻之,或以强者取而代之,没有那种主持道义的机构,而是家天下、私天下,这也为其今后的纷争埋下祸根。于是后来有了商、周的建国,而周朝的分封制明显有别于前朝,它更大化的体现的是家天下,自家弟兄分封到各地为王,而近亲也都有了很好的安置,其目的就是更好的维护其姬氏江山的长久。注意:在这时期地方诸侯的出任开始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形式了。有了前朝的经验,各后继者家天下的形式也就开始变得心安理得起来,直至走向极致。但这种保持统一又分裂的分封体制,对各诸侯存在着自由竞争形式下,推动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思想大解放,百家争鸣也就在这时期出现了!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不公,又造成了诸侯之间的相互征伐,这种缺少约束的分封演变到后来就成了分裂,不堪长年战争的苦难,人们就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的出现,而这种渴望又引领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秦一统天下,用胜利者、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后,并没有带给人们想象的喜乐和平静。这是一种绝对的统一,以苛刻的法令来束缚天下,进一步强化的是私天下的国家机器,强制人们统一了货贝、文字、语言、思想等众多内容,不受束缚的国家权力好象成了脱缰的野马,人们感受到的是千古以来第一强权,很快强秦就在世人面前土崩瓦解,绝对的统治又导致绝对的分裂。当西楚霸王占领咸阳之后,又去回复燕、赵、齐、魏之风,引来的又是诸侯纷争,直致汉王刘邦收拾了残局。当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体制形成之后,绝对的统一也就产生了,而伴随着绝对的统一,又将走向绝对的分裂,这成了一种历史的宿命,于是《三国演义》中有“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说。这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国人还没有真正找到妥善处理分与合、统一与独立这对矛盾关系的办法呀!最终在追求一种极至的统一与分裂之间排徊。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理解“执政的最大安全就是要有不安全的因素和忧患的存在”。先看一下追求绝对安全的环境特征,以及这样的环境下造成的众多危险与伤害。
    在私天下和追求绝对的统一过程中,就伴随着追求绝对的安全,这样统治者在追求执政权的绝对安全过程中,就不允许有任何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于是在专專製的统治下,都要极其自私的打击或剪灭任何可能存在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这样许多高压政策也就相伴而生,而与道之所存则相去甚远。从专專製体制形成和建立始,为维护其私天下的执政权力,中国历朝统治者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维护他的绝对安全统治。
    首先,清除任何有威胁的力量。对待大臣方面,中国自古就有“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弓箭藏;敌国破,谋臣亡”,“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等名句,反映帝王与这些开国功臣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好象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古代开国帝王对手下重臣的屠戮俯拾皆是,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越王勾践杀大夫种,秦王杀白起、蒙恬,汉王刘邦灭韩信、彭越、黥布,明朱元璋对蓝玉等人的清剿,清廷对吴三桂等人的削藩等,可以看出众多开国帝王对待名下重臣,都以一种残忍的杀戮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在对下属震涉过程中,也伴随着极其严厉的惩罚和各类极刑,如斩草除根、诛连九族、满门抄斩、宫刑、膑刑、凌迟等令人心怵的名词,无不体现出对人性的摧残,甚至在帝王争夺中父子仇杀、兄弟相残也时有发生,走向反人性的极限。
    在对待社会新兴力量方面,也是决不手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滋生各式社会力量,如汉朝时期的党锢之争、明代的东林党人、社会上各式宗教、各级基层政权、新兴力量等。而这些社会力量存在,它们都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剪除,让其力量分散,或让他们依附于执政主体而存在,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极权统治下,没有形成过较为突出的宗教形式和较为独立的各式社会新兴力量。而国人在组织活动方面造成的客观欠缺,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传统,我想这也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的思想根源吧!象岳飞、陆游、辛弃疾等代表的爱国力量,在当时就伴随着猜忌与疑虑,要么被杀要么就不被重用,成为千古之憾!
    在对待群众力量方面,统治者更是不屑一顾。当人民群众不满当局的统治和压制,每次起来抗争,统治者对于他们的摧残和杀戮丝毫不亚于异族的入侵,象石达开、李自成、黄巢、张角、陈胜等,虽然他们来自于群众阶层,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与统治阶层的压迫、奴役不无责任。对待这些草根平民的反抗,历代统治者大多以暴力和血腥的方式来处理,而当这些阶层掌握了政权又将以一报还一报,仇杀一样在继续,这样严重动摇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安全。
    第二,加强思想控制,强化执政权威。各集权统治者追求绝对安全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强化思想控制,从多方面树立执政权威。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代的东西两厂,以及清朝的文字狱等,都是在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统治。特别是汉武帝的“罢逐百家、独尊儒术”,对国人的思想影响和钳制极为严重,而儒家思想也就成了一种社会主流思想,被各朝统治者所效仿。所谓的“儒术”就是要强化君主专專製,从其部分言论可以看出来,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皇帝是上天的力量所形成的,这是人类的最高力量,同时还大量限制妇女权利,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极为森严,以机械教条的方式来管制国人,也就将家天下用一种思想的方式来合理、合法化。在这样的思想下,“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就大行其道,于是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在皇帝面前大呼“奴才该死”,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在秦以前各帝王所谦称的“孤、寡、不谷”等,也就被抛到九宵云外了。到隋唐后更是用封建的科举制度来作为衡量人才标准,完全抛弃了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的方式(而汉朝还有举孝廉,推谏的谏才方式),这样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就大为削弱,国人的大量时间用在了博取功名,真正的人才则伦为民间妖术、旁门左道,不登大雅之堂,追求虚浮、形式的风气则大行其道。这样后来就更大量遭受外族入侵,异族更是利用原先的的传统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专專製思想的深入,再遭奴役也就能够接受了。封建国家的主要执政职能也就变成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安全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次要了,社会发展和进步只能局限于民间的方式来推动。
    第三,其他方面来看。强化个人执政的长期性,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自从家天下以来,各个统治者为实现家天下的绝对安全,都在极力争取自我执政的长期性,一般是实现执政权力的终身制,打破了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这样就更有利于个人权力的集中,更能去实现前面两个方面的强化,造成了对国家、社会的伤害。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统治者家天下的长久性,统治者大多将自己的国家权力让位给自己的直系血亲或其它关系非常亲密的人,这是一种指任的方式,内定的方式,而非真正群众公认、竞争选举产生的贤者,这都有利于统治者个人或与之有深厚的内在关系的人,而继任者的权力执行就会被众多的关系网所笼罩,缺少基层民众的意愿,对于上一任的思想只有继承,而缺少批判。而领导者的突然缺失,又极易造成权力失衡。同时存在的众多二代侯选人,极易因权力分配不公,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权力纷争,引起国家动荡。当继任者是以一种强力方式的执政,如武力或其他众多因素为后盾,就有一种为而恃之心态,如三国时代司马昭的执政,又会为今后的纷争留下矛盾隐患,也给国家留下了许多的不安定因素。这样的追求绝对安全的方式还是不成熟、不稳定的,也就不安全的。
    当历史步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执政的最大安全要有不安全因素的存在”?怎样来体现执政的忧患意识?通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奋斗与长期实践,以及对历史的传承和反省,当前世界体现这种因素,主要从国家执政主体和执政者两方面表现出来。
    对执政主体来讲,体现执政主体的忧患存在,现在世界通行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多党制,就是要有多元化竞争,来体现执政主体的优患意识。如美国、英国的两党制,法、德、意、日的多党制等,其特点是允许和包容不同政见和不同政党的存在,通过各自独立的公平竞争和人民选举的方式,激发出党自觉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活力,在力量的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中,人民用选票这种文明的方式,来体现参与政治的热情,体现执政目标的市场导向。在有了各党的行为比较才会有鉴别、有参照物,执政主体才会对自己的执政后果负责,才会让执政者做到自我约束和发展,这样才真正做到“无为而治”,作为执政主体才会去切实制定行之有效、务实进取的方针政策。只有这样包容共存又文明争斗的平衡发展,才不会出现象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一党政权独揽对世界的侵略灾难,也不会造成象帝国主义为一己私利争霸世界的战争格局,更不会出现大量暗箱操作引起荒唐可笑的政策失衡。这才是世界之幸、人民之福!
    对于国家执政的领导者来讲,体现领导者的忧患意识,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多轮辩论竞争的压力来体现。领导者通过对自我形象、人格魅力以及执政理念,政策内涵等的展示,来赢得民心,首先要赢取党内的支持,在获得党内支持后又要体现对政策的执行效果来获得人民的支持。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有言行一致的作风和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很好的自我修为等的长期积累,最后才能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是通过三权分立的设立来约束。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执政权力的领导者也并不是为所欲为,还要受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制衡。对于立法权力的议会,领导者首先要执行国家法律,依宪法和国家法律行使国家权力。在许多重大决策及重要的人事任免,还要经议会的通过,不能通过还不能执行,这样不断经过民主协商下,才能体现出主权在民的思想,才能训服权力失控的现象。其次,建立独立的司法权。当领导人触犯法律或违规操作,司法机关就能独立的行使司法权,进行调查,而最高国家司法权不受国家领导人、执政主体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扰。在国际上著名的有美国的“水门事件”、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案、韩国卢泰愚和全斗焕事件等。这样领导人才不会肆无忌惮地去行使自己的公权来牟取私利,公共权力才会得到保障,各职能部门才会真正起到职能效果。
    追求“最大的安全就是要有不安全因素的存在”,这就是要求我们承认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才能体现出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的规律,而绝对的安全就容易造成否定矛盾和粉饰太平,形成了隐藏矛盾的现象,造成了大量不规范的明争暗斗。当矛盾积累、激发至公开化后,极易丧失平衡,引起社会动荡,到此时反而不可收拾,甚至酿成野蛮残忍和血腥杀戮。而承认有不安全因素的存在,就是在潜意识中承认了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通过不同意识和执政理念的独立竞争,将矛盾公开化、规范化,再以人民选举的方式,来解化矛盾,选择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思想,在这种环境下体现的政策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人民才能够承受自己在发展进程中的得失,这样反而能够将社会深处的矛盾表现出来,进而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和其它社会力量将矛盾化解掉,社会才能处于一种平衡发展的良好心态,才不会够成众多无谓的伤害,才能体现人类智慧对处理社会事务管理的最高境界,才能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文明状况。而这种因素表现在经济上,就是要求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体现市场价值,而非是所谓的某些聪明人的价值,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相统一。
    以上就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作一些个人理解,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统一、独立、安全、忧患四要素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而在“正言若反”思想指导下的统一和安全,才能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以及对整个国家大统一的安全,因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形成方式,如德国在2005年执政大选过程中,当时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均未达到法定的执政要求,最后双方通过大量的谈判、协商,最终达成两党联合执政,前总理施罗德主动让位于联盟党的默克尔组成执政联盟,默克尔成为第一任德国女总理,在这些进程中,国家权力继续运行,表现出来的基层各级政权独立平稳的运作,也减轻了今后出任的国家领导者的大量工作精力。而非在集权统治下国家领导者,大小事务,无论巨细都能过问,这样反而牵制了国家领导人的大量精力,干预了地方政权的事务,造成权力越位,加重了上层领导者的负担,也同时对基层组织的权威构成了伤害,造成了大量的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而这种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又极易造成国家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在中国古代许多帝王突然驾崩以及王位的即将交接之际,都有可能造成大量不稳定因素的滋生。如明朝时期朱棣打败建文帝,夺取王位,称明成祖,清代慈禧太后和奕訢发动的辛酉政变等,都极易造成国家的不安定,甚至大的动乱的发生。
    这种追求独立下的统一以及忧患中的安全,又是一项严谨系统的工程,并非是拥有其中一项或几项就代表着建成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否则那只是一种摆设罢了。就象“水桶理论”所讲,也许水桶很简单,很便宜、很粗糙,只要不漏水,实用,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才能体现出自身完整的价值,不是说将水桶装饰的光鲜明亮,披金戴银,花费昂贵代价,而底下在漏水就会得到青睐,这样反而是是非两重天。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曾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据《史记》淮阴侯传记载,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在拥有燕、赵、齐、魏之势后,楚霸王项羽曾派使臣劝说韩信独立于汉王与霸王之间,三分天下,遭到拒绝。后来名士蒯通在劝说韩信过程中,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向韩信说明了追求绝对的统一和绝对的安全下的隐患,在当时情况下,这种思想实属难能可贵呀!但他的这一忧患下的安全和独立中的统一思想还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还处于一种经验的阶段,这应该就是最早的有关独立与统一、忧患与安全颇为全面的论述了,而当时这种思想还是不全面、不完善,要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存在着许多的漏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啊!
    以上是通过对“正言若反”思想的延伸,理解出的一些个人拙见。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曾有过辉煌灿烂的荣耀过去,也曾经历过曲折艰辛的苦难历程。在几千年前古老的太极八卦思想中,也曾朴素辩证的要求我们,注意阴阳调和,平衡发展,但历史的进程中,各式英豪,早将古代先哲的思想抛却脑后,置若罔闻,各式帝王将相莫不争名夺利,绞尽脑汁,保权争位,唯恐不能尽享天下,也就伴随的摧残杀戮的野蛮。跨入21世纪,进入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要再沉醉于历史的过去,还应该在古人思想基础上有所突破,在创造人类文明新的征程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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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6-7 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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