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5周年评点:国情“折扣”与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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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晖
  
  哈维奇(Harwich)的鱼价涨了。13世纪中的某一天,这个北海港口的居民惊奇地发现,原本应该出海的水手不见踪影。消息传得很快,成吉思汗的骑兵已经席卷欧洲大陆,波罗的海各船队的水手均已应征入伍。金奇,《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如此写道:大国总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到来。
  “尚未加入WTO时,中国经济确实是推动亚洲的火车头,不过尚未具备世界级的实力”,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金奇说。这位从1982年就以学生身份前往中国的原《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发现,转型的中国正发生“一连串不同的故事”,而“大国崛起并非遵循一种简单的、线性方式”。
  对于国外的观察家来说,中国崛起带来了复杂的连锁反应,“北京共识”、“中国买家”、“中国价格”这些词语此起彼伏,阐释着不同的“中国观”。而对于中国自身,入世5周年之际,盘点得失,兑现承诺,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如何将此纳入大国善治和大国崛起的逻辑中,应是议程重点所在。
    
   重要的是自由贸易,而不仅仅是WTO
    
  WTO之所以建立,是为了节省世界贸易的交易成本,但近些年,多哈回合久拖未决,WTO陷入僵局,已有论者称“WTO已成为一个重症病人”。在此语境,讨论中国入世得失,不能拘泥于WTO框架内部,更需放长眼光,千年未遇之局,绝非《资治通鉴》里的智慧就能应对。
  国家优势何以持久?有凭资源者胜,但没有一个国家靠所谓的地大物博就可以长久。全球性的贸易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贸易——促进分工——专业水平上升——市场容量和深度提升——进一步分工”这一循环。而要这一循环得以发生,需要建立在宪政框架、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性基石上。
  历数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史机缘各异,但在诸多推动力之中,同样隐含了这一主线。12世纪末的尼德兰(荷兰的前身),不仅推进贸易自由政策,而且还实行人才宽容政策,那些因宗教迫害而迁徙的能工巧匠也汇聚在此,到14世纪,尼德兰已成为欧洲商业中心,现代公司制度和银行信用制度初现端倪,到17世纪中叶更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国家,现在阿姆斯特丹那些沿河的交易所和银行建筑仍可窥见当年盛况。
  英国完成光荣革命后,形成了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逐步改变贸易战争策略,于1846年废弃《谷物法》,结束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和关税,1849年废弃《航海法》,打破英国海运公司的垄断,进入全面零关税时期,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与今日相比,那时的全球化水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人员往来,无需护照签证,就业、通商、移民颇为便利。
  美国立国之年,也是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时,但其贸易政策也是几经波折。从1789年国会通过第一项关税法案到1828年,贸易保护主义达到顶峰,结果经济大大受损,关税才开始降低。“二战”之后,美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建立国际关贸协定组织(GATT),并于1995年改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由此观之,WTO这样的组织是世界贸易进化的结果。在多边贸易协议之外,还存在诸多的双边贸易规则,原来对双边贸易规则甚为冷漠的美国,这些年却一改往日之风。另外,WTO的缔约主体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非高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守护自身的“橄榄树”,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动机。
  自由贸易从理论上讲,有助于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但自由贸易的好处往往是潜在的、分散的、长久的,而在复杂的全球化压力下,受损者却是具体的,因此寻找替罪羊的游戏从来就不会停止,虽然这种游戏有点像在泰坦尼克上重排座位。但类似于“不用看,中国就在你的后面”的警告,从来就不绝于耳。
    
                 警惕滥用“国际惯例”
    
  对于百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颠踬不堪的中国,WTO不仅是一系列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而是融入全球化的标志性符号,是这个“全球化最大实验室”里的巨量“催化剂”。
  从“黑发谈到白发”,从1987年的开始到1989年的顿挫,从1992年的重启到1994年的冲刺未果,从1999年和美国谈完后的当年入世之盼,再到与欧盟谈判的山重水复,终至2001年11月最后成功,这个历程,是一个满带“创伤记忆”的现代化追赶者的梦想,也寄托着以开放带动改革的自我期许。一扇徐徐开启的沉重朱门,曾是中国加入WTO之时的自我写照和集体记忆。
  相比起加入WTO之初的热烈,甚至相较于入世元年盘点的急切,入世5年的讨论显得从容许多。入世5年,全球化的元素已经“溶解”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当中。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方面应视为可圈可点。更为关键的是,从局外到局内,从仰视到平视,从向国际惯例接轨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这个千年来以“社稷”为“天下”,并以朝贡体系想象世界的国家已经意识到,WTO对于中国,并非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为实现大国善治和大国复兴的世纪契约。
  入世5年,只不过是这份世纪契约上的一个细微刻度。其间的故事放大,自可勾勒一幅细节如恒河沙数的长卷,但探究是世界大国如何借自由贸易崛起,如何在船坚炮利的表象之下,发现宪政的建立、在产权保护规则下实现来自基层的广泛创新,由身份而契约,应该是更为重点所在。
  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量大幅增加,形成了“双顺差”格局。但对于一个大国,整体的贸易结构尤需深化,尤其是对内大市场的深度拓展。如果一方面声称要全面融入世界,另一方面内部市场却壁垒森严,将会陷入另外一个悖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和缺乏均衡的贸易结构是不能持久的,简单地以“风景这边独好”自许,这不是一个大国所应有的“世界观”,而且还会损伤大国崛起应有的“软力量”。
  从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中国诸多竞争性行业已经开放,但一些重要要素价格处于管制当中,在行业进入方面存在资本的身份歧视。尤其是要警惕的,一些特殊利益团体,往往会把龙种变跳蚤,把“国际惯例”变成“自己的国际惯例”。一些受损公共利益和国民基本福利的行为,往往以“市场化”和“国际惯例”之名推行。而真正需要推动的,又以“国情”之由拖延。
  按照经济学所言,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一臂之距”(arm distance),政府与市场不能盘根错节,而是各有分野,但对于建设公共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础福利,却又伸手可及,政府无可卸责。修法与变法,都应围绕这一主轴。
  兴衰有道,从“国情折扣”到“制度红利”,这是国家内部自我认同的关键所系,也是大国善治的长久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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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9 14: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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