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個什麼柱 抗戰勝了誰的利

(发帖人/作者: 古荆州 冷眼热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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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流砥個什麼柱 抗戰勝了誰的利 練乙錚 信報
  
  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大事慶祝,軍演一定會讓陸人更加吐氣揚眉。不過,對岸的國民黨卻因此鬧得家嘈屋閉、進退失據,擔心影響大選選情。在香港,這個時候大罵日本,已經成為當權派及意欲歸邊者最本小利大的表忠方法。筆者在本文提出一些對抗日和日本的另類想法。
  
  
  
  四種抗戰終局
  
  
  
  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對受害國而言,起碼有4種不同的終局:一、徹底淪陷;二、國家淪陷了,但抵抗者沒全輸,繼續打游擊;三、入侵者未能得逞,最後撤退,無所謂勝或負;四、入侵者不僅撤退,抵抗者還反過來直搗黃龍,直教對方乞降。如果抵抗一方有外援,終局的內容可以更複雜。中國抗日,未嘗徹底淪陷,也沒有反客為主,故上述第一和第四種終局都未有發生。最後直搗黃龍、令日方乞降的,是美國。
  
  
  
  美軍打贏了太平洋的各次戰役之後,自1944年11月起,派海軍艦艇封鎖日本近海,更同時從西面、東南面發動對日本國土的飽和空襲。光是對日本各大城市、特別是對東京長達9個月的常規轟炸(主要用燃燒彈),已令日本吃不消,準備投降;其後蘇聯進入中國東北參戰(1945年8月8日)、美國扔兩顆原子彈(8月6日及9日),都只不過稍為加快了戰爭的結束【註1】。
  
  
  
  順便一提:當時美國對日轟炸,也包括台灣,因為台灣當時久已是日本領土。台北市受的損失很大,傷亡慘重;台灣人對「抗日」歷史有很矛盾的心情,這是原因之一。這方面的事實,今天的國民黨在其抗日大論述裏都忽略了,卻有史為證【註2】。
  
  
  
  由於美國二戰時期在西太平洋的戰績和重要性無可比擬,所以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只是輸給美國,儘管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上遞交的《降伏文書》,裏面寫的投降的正式對象──「盟邦」,間接包含了中國:「余等茲宣布:日本大本營與所有日本軍隊及所有在日人管制下的軍隊,無論在任何地點,向盟邦無條件投降。」
  
  
  
  其後,9月9日在南京,日本更另外提交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裏面則是這樣寫的:「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註3】。
  
  
  
  這裏要注意一點是:所謂「第一號命令」(另一叫法是「一般命令第一號」),乃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手制定,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授權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在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上對戰敗國日本所發布的。因此,嚴格而言,要求日本在「中國戰區」向代表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是美國的命令,並非日本主動提出。所以,日本人認為二戰只是輸給美國,與文獻不相勃。
  
  
  
  不敗靠老蔣,得勝靠老美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成為盟軍的主力,日本最後不會投降,頂多是在中國戰場面對國軍奮力抗擊,拖久了膠着呆不下去,於是和談、撤軍,甚至談也不談,找個藉口撤軍了事,下回分解;日本不勝,中國不敗。此即本文開頭所述「抗戰4種不同終局」中的第三種。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按當時國軍自己的海空軍實力,根本無法渡過東海黃海直接進攻日本,故不能言勝;至於絕大部分時間僅限於在大後方作騷擾性攻擊的共產黨游擊隊,就更不用說。
  
  
  
  再如果沒有美軍參戰、蔣介石的國軍在中國戰區也無心抗日的話,則就算共產黨的游擊隊與日本周旋到底,抗戰成果的上限,也不過是「4種不同終局」的第二種,即國家淪陷了,抵抗者繼續零星打游擊。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說的「中流砥柱」也許是成立的。當然,那也不過是上限,即最好的想像而已。
  
  
  
  因為,在那個情況底下,中共會否「周旋到底」還是很大的疑問。只要蘇聯老大哥與日本妥協,搞出一個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亞洲版,則在「國際共產主義優先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大纛底下,中共小弟弟的游擊抗日,馬上就得乖乖收縮甚至收檔,「中流砥柱」霎時變豆腐渣。之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大陸,就如同蘇、德當年瓜分羅馬尼亞、波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一樣;也就是說,抗日的終局很可能變作上述4種的第一種:完全淪陷。
  
  
  
  中共靠得住……!
  
  
  
  蘇聯瓜分中國的野心,於二戰末期大大膨脹。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亞/雅爾達密議上,史達林向美英兩國施壓,後者背着中國,同意了日本戰敗之後蘇聯在亞洲的利益將得到保障;這包括:(一)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得到保持;(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而蘇聯過去在此港佔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三)旅順作為蘇聯海軍軍港的租約重新確認;(四)通往大連的北滿鐵路、南滿鐵路由蘇中兩國共管,蘇聯過去在此鐵路上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由於密約有這些內容,1945年9月2日之後,在中國東北境內和朝鮮「38線」以北地區的日本軍隊,是向蘇聯投降而不是向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的內容,國民政府知道了,強烈反對。1946年2月22日,當時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傅斯年、陳衡哲、朱自清、王力、向達、沈從文、吳大猷、宗白華、儲安平等發表了反密約聲明;重慶學生更組織了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大遊行,要求蘇軍撤軍,抗議迅即遍及全國、海外,但中共卻一直裝聾作啞【註4】。
  
  
  
  所以,抗日戰爭裏,沒有美軍和蔣介石領導的國軍作主力的話,中國很可能就亡了。當時,中共中央裏的那批馬列主義小孫子還在史達林爺爺的愛護之下忙着成立「中華蘇維埃」搞獨立,所以他們講抗日,根本靠不住、信不過。這一點,是今天給中共美麗的極端民族主義謊話沖昏了頭腦、不懂歷史的「愛國派」、沒搞清楚「亡我之心不死」的是哪一家的儍子們難以想像的。
  
  
  
  抗戰「勝利」之後,中共以逸待勞擊敗國民黨,瞬間席捲大陸;一場名為「解放戰爭」的內戰,又添百萬冤魂。跟着的幾十年裏,從「打地主」開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天安門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裏,死人四五千萬,總數是「南京大屠殺」的100多倍,還未計其他方面的損失。抗戰這「勝利」是誰的勝利呢?一問這個問題,就明白為什麼連台灣國民黨裏的反日派也沒很好胃口去大事慶祝那個「勝利」,反而是在大陸捏造出一個「中流砥柱」神話的共產黨非常起勁,大事鋪張。
  
  
  
  慶「70」、統台灣
  
  
  
  然而,更奇怪的是,「70」,無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裏,從來都不具特別重要的符號意義,為何大陸要在抗戰勝利70周年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轰動的慶典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準台灣國民黨內碩果僅存的抗戰世代元老,以「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的姿態拉關係,進行愈來愈困難的對台統戰;一是趁見證抗戰一代國人已經泰半作古、集體記憶開始模糊的時候,在境內外華人社會推銷「中流砥柱」虛假史觀,為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找支點,以利延續對外的民族仇恨、強化內部專制統治。兩相比較,後者對政權更重要。
  
  
  
  大陸對台統戰,面對藍綠問題之外,還有一個世代問題:即使是體積正在收縮的國、親、新三黨大中華派系的群眾當中,年輕一輩也愈來愈與大陸感情疏遠、關係淡薄,覺得大陸的「中華」和他們心目中的中華,相去甚遠,不是同一個味道。兩岸交流愈頻繁深入,這些人若非利欲熏心,對大陸的「異類中華」便愈發抗拒,情況和香港的年輕一輩一樣。情急之下,中共只能打僅剩幾張牌之中的抗日牌,「70」周年是一個相對好機會。
  
  
  
  沒料到,這次中共能統到北京看軍演的,只有老早已經投共的那些「搵銀統派」如連戰和一些鬱鬱不得志的退役將領。連是「黨國首富」,進得胡潤榜,大兒子連勝武,據維基資料顯示,不僅是台灣著名永豐金證券的董事,還在大陸有不少經濟利益,是北京中盛資本、天津中銀中盛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陸企的執董,可謂通吃兩岸金融。其他統派如馬英九,對連戰等人受統到北京看軍演,十分不以為然,認為此舉在大陸千百枚飛彈瞄準台灣(台北的總統府也成為解放軍演習的假想攻擊目標)之際進行,無疑替中共的對台軍事欺壓背書,更為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拆國民黨的台。至此,國民黨裏的慢統派和急統派裂痕更深。
  
  
  
  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
  
  
  
  大陸這次操作抗日議題,以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居,結果被指剽竊歷史功績,罵聲遍天下。明知會引起廣泛反彈,卻一意孤行,無疑是因為中共認為此舉利大於害。的確,如果大軍演配合假論述可以騙倒世人,給它的「愛國」業績打高分,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路線就有了一個支點。另外一個支點,就是「延續民族仇恨」。這種「愛」和「恨」,在巧妙的挑撥之下,是強烈互激的。一個巧妙的挑撥手法就是宣揚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罪行可以寬恕,歷史不能忘記」。
  
  
  
  侵略的罪行就是侵略的歷史,怎麼可以二分,變成相反的呢?如果你對一個人說:「我寬恕你,但永遠記着你的罪行。」這當然不是真寬恕。然而,口頭上「寬恕」敵人罪行很容易,而且那樣說,道德上就拔高了,倒轉頭就可以「緊記」歷史,延續仇恨,心安理得;這是很容易出現的錯誤。
  
  
  
  筆者認為,為了世界和平持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倒過來:「上一代的罪行無可寬恕,這一代卻應忘記仇恨」。
  
  
  
  如何看待日本的歉意?
  
  
  
  坊間一般說法,是德國為二戰時期的罪行道歉是誠懇的,日本在這方面欠缺。德國夠誠懇,證據是德國的官方道歉不拖泥帶水,而更得分的是前總理布蘭特在波蘭的一個猶太人遇害紀念碑前下跪懺悔的鏡頭。不過,常言道:實際行動比表面功夫更重要,德國的更可貴處在於它對戰後世界和平人類福祉的實際承擔。然而,日本在實際行動方面,幾十年來做得不比德國差,甚至有些方面可能更好。讓我們看一些國際上公開的資料,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對聯合國的貢獻。
  
  
  
  聯合國的經常性開支,是由各成員國作為責任負擔的,理論上是比照每一國家的名義GDP佔世界GDP的百分比而定,每3年評核一次。比較1995、2005、2015年的數據,日本/德國的負擔份額%比例,分別是14/8.9、19.5/8.7、10.8/7.1,期間日本的GDP大約是德國的1.2倍,是世界GDP的10%至7%(逐年遞減)。可見,一直以來,日本不僅大大超比率支付聯國經費,比起德國的份額也高得多,直至近年經濟不好景,份額才慢慢下降,回歸聯合國法規,但目前負擔的份額依然高出其GDP佔世界GDP的比率約4個百分點(中國的份額逐年增加,不過,2015年的負擔份額才是5.15%,還不到日本10.8%的一半,但中國的名義GDP卻差不多是日本的2.5倍;若算購買力平價GDP,則更不止2.5倍)【註5】。
  
  
  
  道歉言論和姿態不是不重要,不過要多從文化的角度來區別看待。基督教的罪惡/懺悔文化,和東方的羞恥/面子文化,有深刻的分別。比如下跪,西方人下跪,是悔罪的表現,例如,羅馬公教徒就是只犯了心有邪念的小罪,也得跪着向司鐸辦告解;但東方人下跪,則是臣服的意思,完全不同。跪與不跪,曾經導致清朝與英國的外交關係陷入僵局,那是文化差異的典型例子。
  
  
  
  下跪文化
  
  1793年,英國首位遣華大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抵京,他就是「大不列顛乃日不沒之大帝國」那句話的發明者。晉見乾隆皇之前,清朝官員事先要求他答應到時下跪,但此公不願意,竟然說「我只在神和女人面前下跪」,結果,雙方當時妥協,這位伯爵同意以晉見英皇時的單膝下跪方式晉見乾隆,但清朝的檔案卻記載他是三跪九叩的;實情如何,各執一詞。不過,後來乾隆根本不願意和英國建立關係搞貿易,故可以猜想那位馬伯爵並沒有行大清之禮【註6】。所以,由於文化差異,期望安倍比照布蘭特的做法,是不合適的。
  
  
  
  各種東方文化裏,也有分別。大陸的黨政官員「自我批判」,可以很逼真很賣力,七情上面乃至痛哭流涕都有,有的甚至自己打臉;反過來說,下級官員對領導歌功頌德,也同樣誇張,聲線高八度很平常。不過,高級領導人當着大家為黨國或自己的錯誤向人民致歉,卻是未有過的。文革,在正式文件裏說是有錯,但黨非但沒有道什麼歉,還趕緊加一句已經成為例牌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完全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陰暗面,糾正自己的錯誤,更加生氣勃勃地前進。」
  
  
  
  日本的政府官員或企業領導,做錯事或說錯話比較嚴重的,道歉也通常很低調,只說一句半句抽象話,鞠躬,然後辭職下台,一切比較含蓄。大眾認為重要的不是話說得怎麼漂亮,而是看你怎樣問責,往後事情怎麼做,怎樣補救。日本在戰後幾十年裏,表達對二戰歉意的方式和風格,大體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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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6 20: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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