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顾顺章叛变之后

(发帖人/作者: 古荆州 冷眼热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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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统:顾顺章叛变之后
  
  
  来源:《世纪》2015年第2期、第3期作者:刘统 2015-06-01 10:09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601125320_all.html
  
  
  
   国民党对共産党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导致一些共産党高级干部的叛变。 造成如此之多党员被捕和叛变的原因,除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白区工作,一味要求各地干部组织罢工和暴动,模仿苏联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线。
    钱壮飞挽救上海中央机关
  
    1931年3月,为了加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从上海去大别山。因为张国焘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中央特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亲自护送。张国焘回忆:“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3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
  
    顾顺章把护送的细节都布置得很妥帖。张国焘回忆他的秘密之旅:“4月1日凌晨,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 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着甚么阻挠。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已先我在那里,也是扮成我的伙计,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
  
    “4日下午,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钟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 , 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手 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三天后,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到了汉口,接上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沿途交通站一路护送下,顺利到达苏区。
  
    顾顺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机警细致,每个环节都做到万无一失,表现他从事隐蔽工作的高超水平。但是完成护送张国焘的任务后,他想放松一下,在汉口滞留几天,不幸被叛徒发现了。当年捕获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少将侦缉处长蔡孟坚回忆:顾顺章被捕后,非常镇静。明确承认自己的身份,要求蔡孟坚安排他去南京见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安排蔡孟坚护送顾顺章去南京,送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
  
    蔡孟坚急于报功,没有将此事保密。他连续发了五封电报,向徐恩曾的调查科和其他有关单位通报了送顾顺章来南京的事情。没想到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的谍报员钱壮飞获悉了此事。
  
    钱壮飞等人能顺利打入并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内,说明国民党组织的稀松。无论何等机要部门,都是只要有熟人或老乡介绍,都可以进入。国民党内部一直没有严格的政治审查机构,其中的成员只要没犯罪或暴露身份,都可以安然无事。钱在徐恩曾身边已经窃取了密码,并不止一次地截获国民党重要情报通报中共中央,徐恩曾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顾顺章被押往南京的时候,正值周末。徐恩曾从南京回上海,钱壮飞值班。钱连接汉口电报,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大为震惊。幸亏顾顺章从汉口乘船到南京要两天时间,这个时间差给钱留下了向上海中共中央通报的时机。钱赶紧派人乘夜间火车去上海,向周恩来通报。
  
    蔡孟坚在汉口租用招商局小轮船,派宪兵押顾顺章赴南京。蔡孟坚提前一天乘飞机到南京作安排。蔡将顾送到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顾顺章一见门牌,说这里是共党驻南京的机关住处,才说出钱壮飞。原来,顾顺章只知道这里是秘密接头地点,没有把钱壮飞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起来。
  
    徐恩曾得知钱壮飞是共産党,如同五雷轰顶。他赶紧布置特务到上海抓人,但是晚了一步。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同样震惊。因为顾顺章负责特科,掌握中共中央在上海所有的机关和领导人住址以及联系方式。他迅速部署各方搬家撤离,上海中央各方纷纷逃散,自找出路躲避追捕。等国民党特务上门,大多人去楼空。
  
    如果说顾顺章的叛变是由于贪生怕死而投降国民党,也不尽然。在偶然的事变中实际有着必然的原因。1933年,顾顺章在国民党印发的《转变》杂志上发表《告中共青年书》,揭露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强歼下级女同志,侵占下级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出身,出事地点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朱老板家里)。同时更拿党的经费去讨姨太太(与向忠发同时被捕,是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给他个人不正当的挥霍”。他说:“革命是何等神圣的事业,革命党又是何等光明的组织,而自命不凡的共産党中领袖们,不料竟有这些黑暗可耻的事情发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这些事情,都是我去参加解决,并不是耳闻。”
  
    顾顺章曾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不惜个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内幕让他伤心失望。这些都是共産国际操控中共造成的后果。向忠发是国际挑选的总书记,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苏归来的青年书生,六届四中全会后也位居顾顺章之上。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当然心里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后选择叛变,是有原因的。
  
    上海中央机关陷于瘫痪
  
    靠着钱壮飞的报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逃过一劫。但是在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下,上海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王明等领导人经常变换居住地,并与外界基本断了联系。之所以如此被动,主要因为顾顺章破坏了特科,使中央失去了保护伞。顾顺章说:“共産党特务工作的破产,影响共産党的组织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过去几年全依赖特务工作而生活,无形中特务工作变成了一个保险机关。大家都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一般稍负责的同志走一条路,也要先问问特务工作者。所以特务工作一旦破产,他们就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出现了动摇的现象。”
  
    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杨登瀛(鲍君甫)被捕,董健吾牧师也被迫隐蔽。陈赓无法在上海立足,转去鄂豫皖苏区。特科的情报科瘫痪,中共中央失去了情报来源,就不能预先获知国民党特务的动向,犹如人没了耳朵眼睛,只能东躲西藏,躲避搜捕。周恩来当时几天一搬家,一度住在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周恩来的二伯父一家在1921年至1931年间曾居住在这里,这个住所党内无人知晓,成为周恩来夫妇在最危急时刻启用的隐居地方。 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躲到上海郊区教会的虹桥疗养院居住。后来嫌不安全,又搬到乡间寺院隐居。
  
    尽管顾顺章没有捉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但还是对上海中央机关造成很大的破坏。总书记向忠发本来已经转移,又回到原居住地,被捕后叛变。在写了交代材料后,国民党当局认为他价值不大,将其枪毙。原中央委员恽代英在“立三路线”时期遭受打击,被罚做基层工作,不幸被捕。但恽代英隐瞒了身份,化名王作霖,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因身份未暴露,仅判了几年刑。顾顺章曾通过关系营救,就在恽代英即将出狱之前,顾到监狱指认了恽代英。恽代英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潜伏组织被破获。徐恩曾回忆:“钱壮飞原来是共産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1928)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産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徐恩曾也有意外之喜,潜伏在中统机关的女机要员费侠被捕。费侠,湖北钟祥人。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産党。留学归国后,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费侠相貌出众,多才多艺,具有极好的口才和交际能力。1927年参加特科。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到徐恩曾开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学习,并借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费侠工作勤恳干练,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当了机要员。在此期间,曾多次为党提供重要情报。顾顺章叛变投敌,导致费侠被捕。徐恩曾听说费侠是共産党,震惊之余心里一阵惊喜。费侠年轻貌美,徐恩曾对其暗恋已久,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搞到手。现在费侠面临两个抉择:一个是坚贞不屈被枪毙,一个是归顺国民党。在顾顺章的说服下,费侠叛变。徐恩曾拿住了费侠的软肋,展开爱情攻势,不惜与妻子离婚,一定要娶费侠。陈立夫兄弟力劝徐不要娶费侠,但徐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宁可不做特务头目,也要与费侠结婚。陈氏兄弟见他意志坚决,也无可奈何。蒋介石为此召见徐恩曾,问:“你驾驭得了她吗?”回答是没有问题。1936年,徐恩曾与费侠结婚,此后白头偕老。蒋介石认为徐恩曾是好色之徒,不堪大用。此后徐恩曾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戴笠的军统取而代之。
  
    顾顺章的叛变,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虽然及时转移,没造成过多人员的被捕,但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正常运转了。因为顾顺章熟悉共産党的运转方式和联络手法,一旦活动,就有被破获的危险。经过半年多隐藏,周恩来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也陆续迁往江西。这个结局充分说明:共産国际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线,在上海是彻底失败了。一个政党,不去农村建立广阔的根据地,不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而是隐藏在大城市里,依靠秘密工作来领导革命,防范叛徒,这条路线是注定行不通的。
  
    训练国民党特务
  
    顾顺章叛变之初,徐恩曾对他极为器重。希望借助他来摧毁共産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并提高国民党特务的水平。看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幼稚和水平低下,顾顺章为他们编写了《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教科书。他在自序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完全是根据我个人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里亲身阅历出来的实际的经验,既非抄袭其他著作,亦非得自异人的传授。伟大的社会是我的学校,艰难困苦的环境是我的导师,各种实际问题是我的书本和实验的材料。自我参加特务工作到现在,无时无刻不是抱着创造和学习的精神去努力一切,从没有偷闲过,亦没有自骄自矜过。”
  
    《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共10余万字,分为“绪论”、“特务组织”、“特务工作的方法”、“特务观念”、“秘密”、“特务技术”、“特务常识”、“特务人员的修养问题”八章。内容包罗万象,既有顾从苏联受训学来的知识,有中共的组织方式和秘密工作原则,也有他根据中国特色自己总结的经验,甚至把心理学、江湖相术、黑社会流氓手段也囊括其中。显得非常实用、可行。
  
    仅以跟踪为例,过去国民党特务跟踪共産党人,都是简单地用一个“包打听”在后尾随,很容易被共産党人发觉,然后串弄堂、进电影院、百货商场甩掉尾巴。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传授了用三人跟踪一个对象的交叉跟踪法,隐蔽性和跟踪效果大为提升。
  
    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传授的经验,非常具体细致。以“盯梢”为例,他就讲了各种不同环境的方法:“假如被盯梢者叫了黄包车或汽车,那你一定也要坐黄包车或汽车继续盯梢。但要注意的:黄包车不能盯汽车的梢。如果汽车盯黄包车的梢要在黄包车的前面走,到了相当地点再下来,另雇黄包车去盯梢。万一没有汽车和黄包车可雇,只好记着他那车的号码、颜色、乘车的时间、地点、方向等,留待后来到车行里去查。上海汽车号码,租界的是黑底白字,华界的是白底蓝字。营业汽车与自备汽车的号码也有相异的地方,这些都要弄清楚。汽车盯梢到十字路口时,相距不能太远,恐为红绿灯交换而使其衔接。黑夜时相距更不能太远,恐被盯梢者的汽车熄灭了号码灯或放出烟雾,使后面的车子不能辨识真相。又汽车盯梢时要注意他在危险时开枪,须预有准备。电车上盯梢要注意的,在未上车前先要注意被盯梢者的态度、动作、所立的地方、或换钱等等,预料他是否要上电车,盯梢的人亦随之准备。上了电车以后,依身份的不同,分坐不同的车厢。比如我穿的普通衣服,就可以坐在三等车上;他穿的是西装,就可以坐在头等车上。各人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互相打招呼的。上电车后要注意被盯梢者所买的车票,不必看他的车票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下车,只要看他数钱的多少就可以知道差不多了。自己买票,要买长途票,时时刻刻要留心被盯梢者的行动、态度,但不要死板地望着他。否则,不独对方要注意你,怀疑你,就是别人也要注意你,怀疑你,疑惑你是扒手。上下车动作要快,不能迟疑。否则铁栅一关,就不能上下了。上车要迎头跳,右脚先左脚后;下车要顺着跳,左脚先右脚后。”
  
    一个盯梢就有这么多的学问,可见共産党的聪明智慧远在国民党之上。编纂教材的同时,顾顺章还举办了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人员仅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虽然时间短、人数少,但质量很高,顾顺章的传授使国民党特工受益匪浅。史济美(马绍武)受训后,于1932年6月被派到上海主持调查科上海行动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竟然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捕获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和原特科负责人陈赓以及廖承志、罗登贤、丁玲、潘梓年等人。这样一个对共産党破坏极大的特务,被红队刺杀时年仅25岁。
  
    由屠杀改为劝降
  
    自1927年以后,国民党对共産党人一直采取屠杀政策,并制定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个严酷的法律是白色恐怖的体现,但并没有达到彻底消灭共産党和进步力量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顾顺章对此有亲身感受,他劝说陈立夫和徐恩曾:对共産党人不要采取杀害的愚蠢做法,而要做说服转变工作,让他们脱离共産党,或叛变自首,被培养为“细胞”,潜伏在共産党内,帮助国民党破获共産党机关和组织。
  
    顾顺章建议:发现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特务秘密到他家,或者将其带到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先问生活、工作情况,再试探他对共産党的看法和态度。开始对方不会承认,特务就威逼利诱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说服对象”多是基层党员,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上级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两三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又被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细胞”。
  
    对于被捕的共産党人,顾顺章指出:“审讯政治犯,若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绝对不能解决。应以谈话的方法,探求其口供。”其方法是:
  
    A、要审查对方的一切:1.须明了其等级,高级领袖,中级干部,抑是下级干部。2.须知道他的知识、程度及家庭情形。3.须知道他的态度及性格。
  
    B、谈话时态度要诚恳,并且要内行,问其思想、路线及所知机关等。
  
    C、有时安慰之,有时欺骗之,或真或伪,不能给他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兹举数点:1.你不要害怕,不会捕到即枪毙的。2.假使派你担任工作,你会怎么样呢?3.我以前同你一样的,你不知道吗?
  
    对嫌疑犯的谈话,要注意需要,以博其同情而得到口供。如问:1.你要带信回家吗?我给你带去。2.你要被单、席子和衣服吗?3.你知道牢内的一切规则吗?
  
    什么样的对象可以促使其叛变呢?顾顺章指出:最重要的是观察他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嗜好。例如:
  
    “一个人的一切一切,全以自私自利做根据,只求保守自己,不愿多管闲事。对于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毫不关心,甚至连批评都不批评。这种人没有一点丈夫气概,不独不能充当革命战线上的战士,连一个忠实的朋友都不够资格。因为在你有患难时,他不但不来帮忙你,反要投井下石。”
  
    “口里不断地喊着平民化,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贵族化,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心中仍然充满着升官发财的思想。”
  
    “口里尽管喊着廉洁奉公,不要做贪官污吏,但他嗜好打牌,狎妓,和姨太太一起去玩游艺场,这种人事实上一定不会廉洁的。”
  
    顾顺章说的这些人是有所指的,在上海中央机关,确实有些人作风不正。这些人多数是共産国际任命的领导人,他们没经历过1927-1931年的严酷斗争,唱着国际路线的高调,拿着国际经费,在租界过着优裕的生活。一旦被捕,最先叛变的往往是这些人。
  
    高级干部的腐败导致组织破坏
  
    通过“自首政策”,国民党特务运用恩威并施、软硬兼施的策略,特别是对中共负责人进行瓦解和劝降,达到消灭党组织的目的。193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日报》机关,中共中央委员罗绮园、杨匏安等16人被捕。起因是罗绮园生活腐化导致的桃色案件。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 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産党,是广东早期的共産党员之一。1924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运干部。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担任农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罗绮园又到上海工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罗绮园有光荣的奋斗史,但是他生性风流,在此期间,他借“住机关”之便,强迫同志的妻子陈小妹与他同居。陈小妹不愿意,向丈夫胡某诉苦,胡某本来对领导上这种做法非常忿恨,忍无可忍之下,胡某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举报。 徐恩曾回忆:“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
  
    说来非常不幸,罗绮园被捕后,杨正巧来到机关,因此一同被捕。罗绮园被捕后,很快叛变,供出了宣传部的机关和其他同志。大革命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知名度很高,蒋介石又知道他受过共産党的处分,便实施劝降。杨匏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1931年8月被杀害。罗绮园虽然叛变,但其价值有限,也被国民党当局枪毙。获悉罗绮园叛变的消息后,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罗绮园等人的党籍。企图苟且偷生的罗绮园,就这样耻辱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由于机关不断被破坏,叛徒日益增多,周恩来、王明等人在1931年底离开上海。1933年临时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博古离开上海前,把工作交代给李竹声。李竹声(1903—1973),安徽寿县人。1925年入党,1926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王明宗派骨干之一。1931年回国后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离开上海前,指定李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
  
    李竹声心胸狭隘,动辄打击异己,在党内影响很坏。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当时住机关,她回忆:“瞿秋白到苏区后,常常托交通同志带信给杨之华。有一天李竹声和黄文杰在新闸路我的住处开会,李竹声对黄文杰说:‘你看瞿秋白这个家伙,又给他老婆捎信来了。差不多交通同志来上海,每次都有她的信,真讨厌!这次不要把信转交给她。’我默默地坐在旁边,未敢插言,只感到阵阵心寒。秋白走了,之华照例搬家。李竹声派一个男同志跟之华同住,晚上他要和之华同睡一床,气得之华抱着被褥睡在地板上。当时谁敢反抗这种可耻的措施,马上就不给生活费!这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对待同志的残忍手段。”
  
    1934年6月26日,由于叛徒告密,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负责人一同被捕。特务们顺藤摸瓜,共破获上海中央局及江苏省委机关13处、逮捕18人,缴获大量文件。李竹声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徐恩曾命令将李竹声押往南京中统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李竹声终于动摇叛变,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
  
    盛忠亮,又名盛岳,1925年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産党,从事学生运动。1926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加入 “二十八个半”。盛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外语能力强,受到米夫重用。1932年底回国,未经选举被博古等推举为中央委员,任中央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
  
    李竹声的叛变,导致盛于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盛忠亮被捕后,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请教叛徒,终于找到盛忠亮的唯一弱点:他对女友秦曼云(1908—2001,担任中央局机要通讯工作,与李竹声同时被捕后成为叛徒)言听计从。徐恩曾命令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经过秦的劝说,盛忠亮终于叛变。盛忠亮被捕同时,国民党还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两部电台,导致上海与中央苏区的电信联系中断。
  
    杨子烈亲身经历了这段厄运时期。她回忆:“1932至1933年,上海共産党的机构大遭破坏。地下工作人员被捕者日众。前几年国民党凡捉到共産党,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杀无赦。杀了这么多年,共産党还是杀不完,而且共産党还有了游击队。大概当道者仔细想想也不是办法,现在忽然改变了政策,捉住共産党,不但不杀,而改用怀柔优待政策,使之为国民党工作,以毒攻毒。他们用连环跟梢办法,破获了上海共産党中央分局的机构。中央分局书记李竹声第一个被捕,这自然使人吃惊!代理书记盛忠亮,不数月又被捕。黄文杰继任代理,不久又被捉去。差不多不到半年,捉去了三个中央分局书记,上海党的大小机构几乎被破坏殆尽。”
  
    “反省院”和“转变”政策
  
    随着被捕的共産党员越来越多,国民党和中统对共産党员的“转变”政策也上升到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国民党在南京和苏州等地建立了“反省院”,直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当时最重要的“反省院”一是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一是苏州“反省院”,位于苏州盘门内铜元局前苏纶纺织厂职工子弟小学校址内。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人,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共産党员身份的人,三为托派分子、脱党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思想训练,形式有学习、上课、训话等。“学习”就是发给“反省人”一些国民党理论书籍和反共文章,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就是由担任训育员的特务讲。“训话”就是聘请国民党要人、名流学者讲话。陈立夫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训话,企图对“反省人”施加影响。凡听课听讲的人,必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转变”工作以半年为一期,到期举行考试。试题多为“对共産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産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反省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促使他们自首。
  
    在劝降、软化的同时,特务也使用严刑拷打,达到软硬兼施的效果。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有些共産党员并不屈服。有人宁肯留级,也不写悔过书,不写反共声明。当然也有部分人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变节投降。多数人虽然没公开叛变自首,但也没有激烈反抗,有的也应付差事,说些软话,争取早日出去。
  
    这个制度推行到许多地区。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警卫旅到海南岛“围剿”红军。琼崖红军被警卫旅剿灭,红军中有个女子军特务连,庞琼花、冯增敏、王时香等连排干部8人被警备旅俘虏。根据国民党编写的《琼崖剿匪记》的记载,这几个女红军被捕后,先关在当地警察所,“旅长均许改过自新”。警卫旅调离琼崖前,就如何处置女子军连干部问题请示陈济棠。陈济棠1933年9月7日指示“施以感化处分”。1934年,八位女子军干部被转至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
  
    特别感化院位于广州河南,亦称南石头监狱。1927年“四一二”反戈命政变后,大批共産党人和进步人士被关押在此,著名的共産党员萧楚女、熊雄都是在这里被杀害的。1933年改为感化院后,女子军干部被送到这里。除了进行政治训导外,她们在感化院里种菜、到作坊做手工劳动。为了体现感化效果,还给她们拍集体照。1933年上海杂志《良友》第74期发表了一张照片,题为“在琼崖捕获之红军女子模范军先锋队队长庞琼花与全体队员合影”。庞琼花与王时香、冯曾敏等剪了统一的披肩短发,穿着统一的半袖广东传统白色女装。还有一张合影,是《琼崖剿匪记》书中刊登的,这张照片上,8人穿的是统一的黑色短袖夏装,头发也统一剪的短发。也幸亏这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把红色娘子军的原型保留下来了。
  
    国民党对共産党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导致一些共産党高级干部的叛变,直接导致上海等大城市党组织的破坏。 造成如此之多党员被捕和叛变的原因,除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白区工作,不顾客观条件和原因,一味要求各地干部组织罢工和暴动,模仿苏联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线。第一线的党员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取得胜利,反而导致脱离群众,暴露组织和自己。但稍有不满或提出意见,即遭到中央的无情打击,并被罚做基层工作。恽代英、邓中夏等著名的共産党员,就是被王明、博古等打击后,在基层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的。所以,一些共産党员,特别是熟悉上层情况的领导干部,对王明的左倾路线失去信心,一旦被逮捕,马上叛变。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斥责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实际情况。
  
    但是也要指出,国民党的感化政策,确实让许多共産党员免遭屠杀。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新局面。共産党代表周恩来到南京、庐山、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要求释放全部关押的政治犯。他与叶剑英一起到南京“反省院”,看望受难的同志们。被关押的几百名共産党员和进步人士激动万分,高呼口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南京、苏州等地反省院中关押的共産党员陆续出狱,共计有一千余人。他们出狱后,多数去了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
  
    顾顺章之死
  
    顾顺章投奔中统后,徐恩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徐回忆:“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但是徐也说顾“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 。
  
    起初,顾顺章还想在国民党中显示他的能力。徐恩曾说:“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産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産党地下组织的案件是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産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産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産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産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但是不久,顾顺章就失望了。国民党从组织到素质,远比不上共産党。共産党人是有信仰,敢于牺牲、公而忘私的。而国民党里勾心斗角,官僚气浓厚,裙带关系腐败盛行。为这样的党卖命,不但得不到好处,人家始终把你当异己,实在看不到前途。据中统特务陈蔚如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来到上海,召集旧部聚会。席间他对大家说:“共産党固然不好,但国民党更坏。共産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産党的组织,另立新的共産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顾顺章想自己组建一个新党,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关系。这些举动被国民党方面察觉了。徐恩曾认为顾是个危险人物,不除掉总是不放心。他说:“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産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産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1935年6月,蒋介石以通共的罪名,下令将顾顺章杀害。顾顺章这个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人物,死时年仅32岁。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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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 18: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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